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强势入侵,中国的社会秩序遭受了猛烈的冲击,传统儒家文化的社会整合作用逐渐式微,新的价值规范体系又尚未建立,整个国家内外交困、危机四伏,面临着解体的威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晚清重臣李鸿章积极探寻新的社会整合与控制方式。李鸿章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因而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忧患意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与“以和为贵”的处事原则是其社会整合与控制思想的文化基因。而在与西方接触交涉的过程中,李鸿章又意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学习西方当属救国之急务。于是,李鸿章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之间、在因循守旧与立志革新之间徘徊游走,从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和价值观念等层面提出了整合方案,并付诸实践。在社会制度层面,李鸿章提出“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的主体地位,认为中学可以“治人心”,具有精神价值；而西学可以“应世事”,具有物质价值,论证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兼容并蓄的方式,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这一思想有效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维护了民族尊严,能够防止社会迅速解体。在社会组织层面,李鸿章提出“团、练合一,守望相助”。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李鸿章回到家乡安徽,基于乡邻、亲族、门生故旧等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努力发展团练,一方面对广大民众进行教育,使其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不敢藏留匪患；另一方面,组织军事训练,共同抵御外敌,形成了一支整齐可用的团练势力,对于维护安徽乃至整个清王朝的社会秩序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价值观念层面,李鸿章提出“改革科举,兴学育才”。一方面维护科举制度在形成价值认同、促进社会流动等方面发挥的社会整合作用,另一方面,改革科举制所带来的人才禁锢等种种弊端,努力变革考试功令,兴办新式学堂,派遣幼童出国,引导有志之士明习洋务,使科技强国的理念深入人心,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在价值观念层面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整合与控制。与身处同一时代的康有为相比,李鸿章社会改革的步伐更加平稳缓慢,他的社会整合与控制思想更加务求实效。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李鸿章社会整合与控制思想存在缺陷和不足,其根本目的亦是在于维护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但是,李鸿章的种种努力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延缓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程,开启了中国近代化发展的道路,对当前的社会建设也存在一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