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一些跨国公司以世界市场为目标，根据生产要素成本的高低来决定生产地点，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与之相随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追求低成本生产要素有效利用的产业转移。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不仅带动了跨国生产和资本的国际流动，而且又推进了先进技术的扩散。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自1978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在引进和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到2005年2月，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1万家，合同外资金额1.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5700亿美元。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成绩斐然，但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却极不平衡。长期以来，东部地区一直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地。特别是长三角地区，截止至2004年，吸收的国际资本总额占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25％以上，是中国利用外资最多的地区。长三角地区又以上海为中心，上海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实力最强的龙头城市、经济扩散的中心和产业布局的重心。围绕着上海经济增长极，经济的空间扩散等级已经初步形成，呈现出明显的圈层结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呈现出外围梯度递减。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在不断发展变化。这个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导向型区位优势阶段。第二阶段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发生了改变，主要是被巨大的国内市场所吸引，为市场导向型区位优势阶段。第三阶段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以占据中国市场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放缓，以全球市场为发展战略的直接投资增加，区域内产业集聚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由此形成的竞争优势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原因。 采用克鲁格曼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型的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在来源于厚实的市场、知识技术溢出和其他外部经济的向心力作用下，外商直接投资有趋于集聚的行为和分布。在传统的区位优势理论基础上，筛选了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传统因素和聚集效应因素，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以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2005年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考察了近年来各个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实证检验表明经济政策对外资的区位选择影响依然是显著存在的，而且这种政策带来的影响是深远和长久的。但新经济增长理论已经指出，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不能只依靠外生的经济政策，还需要发挥自身的集聚经济优势来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地增长。实证结果中劳动力工资等成本因素的影响程度不明显，说明集聚效应已取代成本因素成为外商进行投资区位选择的考虑重点。实证结果也证明了上海在长三角地区强大的辐射作用和经济带动作用，直接影响到各城市引入外资的总量分布。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发挥各地区的优势来吸引外资，如何通过加强集聚经济来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均衡发展，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不均衡的现象。我国各地政府应审时度势，避免依靠传统的数量优惠措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即在税收和土地出让价格等方面对外资企业实现超国民待遇，造成不同地区直接吸引外资的无序竞争和资源的浪费。而应继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创建合理公平的投资环境；发展本地经济，提高经济水平和市场容量；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缩短”与中心城市的距离，积极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