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目前正处于高速增长期。世界范围内,在OFDI对贸易规模的影响这一领域,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在OFDI对贸易结构影响的领域研究仍有待完善。对于OFDI与贸易规模的关系的问题,从理论角度看,早期的研究大多数认为OFDI与贸易存在替代效应,近年来更多地向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并存的权变关系发展。从实证角度看,国外起步较早,以美国和韩国的研究为典型代表,研究结论大多是OFDI与贸易规模互补。对于OFDI与贸易结构关系的问题,研究方法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包含顺梯度OFDI和逆梯度OFDI的二元结构理论,和对出口品按照行业分类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愈行愈远,贸易程度愈来愈开放,贸易不再仅仅是双边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多国、多组织、多因素的的一边问题。随着空间计量方法的发展,研究者们也开始考量空间因素,关注贸易领域空间效应。在以二元结构理论为依据的基础上,本文征引2003-2015年中国对62个国家(24个发达国家,38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伴以地理空间因素的考量,利用空间误差(SEM)模型和引力模型,分别对中国OFDI对母国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选取样本国家时,特意将广义“一带一路”战略中涉及的国家囊括进来,包括东盟国家、中亚一些发展中国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南美发展中国家。因此对本文对“一带一路”战略有一定的佐证和指导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在影响贸易规模方面,中国的OFDI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其中顺梯度贸易创造效应贡献较大,受到地理因素制约也更加明显。根据Moran I指数的结果可以看出,东道国之间存在可测的空间效,空间误差模型模型中的空间误差系数进一步说明了东道国之间存在贸易上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进口端的溢出效应表现更为明显。在影响贸易结构方面,中国的OFDI可以转移“边际产业”,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且顺梯度OFDI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当下的中国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OFDI是帮助中国解决困难、完成目标的有力手段。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定结论:第一,加大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力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忽略地理距离远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力度,当前转移“边际产业”对中国贸易结构的优化效果极为明显。与发达国家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受到地理因素制约比较明显,应选择空间较近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如东盟十国。第三,当前中国急需对发达国家进行OFDI,从而获取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与此同时,不能忽视顺梯度OFDI仍然是贸易创造效应和优化中国产业结构的主要手段。因此应该二者适当结合。第四,当前相比于逆梯度OFDI,顺梯度OFDI对贸易创造和优化贸易结构效果更为显著,考虑到“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家的构成,发展中国家较多,因此证明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正确性,同时在对外直接投资上这一问题上,具有一定的指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