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作家艾芜一生中共经历了三次“南行”,并据此完成了三部著作《南行记》、《南行记续篇》和《南行记新篇》,现在一般称之为艾芜的南行系列小说。20世纪20年代,艾芜在内外动力的双重影响下开始了第一次的自主“南行”,并创作出了极富巴蜀美学风格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南行记》。“南行”成就了艾芜,在《南行记》公开出版发行后,艾芜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并成为青年作家中耀眼的“新星”。随后艾芜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艾芜在党内地位的提高,他的创作视角渐渐由西南边陲转向对现实社会的描写,特别是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艾芜两次被安排“南行”,故地重游的艾芜在后两次“南行”中分别创作出《南行记续篇》和《南行记新篇》(统称“南行新篇”)。“南行新篇”中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逐渐减弱,作家转而明显更加关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改革开放后国家欣欣向荣的面貌。笔者将艾芜的“南行”行为看作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本文除去绪论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巴蜀地区相对封闭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艾芜对于生活的感受方式,也培养了他温和的气质。接着通过祖先同为移民的艾芜与郭沫若的比较,探讨除移民因素外的物质经济条件对于两人不同道路选择的影响。再加上为了躲避家里安排的婚事,艾芜便逃到了云南。来到云南之后,作者受到当地“走夷方”习俗的影响,这在以往对于艾芜“南行”动因探究的文章中较少涉及。当时艾芜的处境也与这些“走夷方”的镇南人类似,为了生存,艾芜便同他们一样,将“南行”的脚步踏入了缅甸的疆域。上述几点构成艾芜“南行”的外在推动力。接着阐述作家艾芜自身具有的家族“南行”基因和童年时的经历,这两点成为艾芜选择“南行”的内在因素。因此,艾芜“南行”的这一特殊现象是外在动力和内在原因双向合力的产物。第二章,艾芜的第一次自主“南行”与后两次的被安排“南行”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也导致了三次“南行”带来的文学产品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格。这一章阐述了《南行记》的美学风格,其一是强烈的巴蜀美学特征,包括文章中频繁出现的四川方言,以及小说中剽悍的人物类型与巴蜀文化中蕴含的叛逆、强悍的精神相契合这两个方面。其二是作者艾芜写作《南行记》的目的是想通过现实主义的笔触来揭露社会的黑暗,但文章中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使得整部《南行记》充满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激情碰撞后产生的火花,这也成为《南行记》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艾芜对环境和异域风情的展示体现了他浪漫情怀的一面,而第一人称写作手法的运用更是为情怀的抒发提供了良好的途经。第三章,艾芜的第一次自主“南行”是一场生命的“苦行”,在长达六年的生活中,“漂泊”成为其关键词。后两次被安排的“南行”与第一次的自主“南行”有了很大的区别,“为祖国唱一曲颂歌”成为艾芜后两次“南行”最重要的任务。在“南行新篇”里艾芜大力歌颂新中国的美好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同时刻意回避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作者浪漫主义精神的不断消退,使得“南行新篇”在主题和写作风格上均呈现出与《南行记》不同的特点。这样的变化不仅在于作者艾芜本身的改变,同时受限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