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都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翻译的这种性质决定了阐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的极其密切的关系。现代阐释学诞生于现象学后,接受理论前,历史上有两大转向,即认识论转向和本体论转向。1927年,《存在与时间》的发表,标志着阐释学本体论研究的真正确立,为伽达默尔发展哲学阐释学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阐释学理论开始自觉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文章首先对文本的理论基础作了阐释。翻译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而理解又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因此翻译中译者的偏见不可避免。但偏见并非都是消极的,事实上是我们存在的历史性产生了偏见,译者的偏见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所必要的条件;文学作品和译者有各自的视域,不同时期的译者带着自己的视域去理解和翻译作品,实现了阐释的多样化,因此,文学翻译的过程既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又是阐释的过程。笔者采用以上观点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自古以来,国内外的翻译家和学者对翻译的忠实观问题总是各说各话,百家争鸣。而严复的翻译作品常常被人们当作翻译不忠实的代表作。本文从阐释学的角度分析了严复所译的《社会通诠》,从阐释学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翻译“忠实”观,由此认为严复所译的《社会通诠》是忠实于甄克思的原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