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特殊的人情社会，人情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许多研究都注重对人情功能的探讨，对人情差异的关注并不多，有关代际人情差异的研究更是稀缺。在现有的代际人情差异研究中，多为宏观层次的描述性研究，微观层次的阐释性研究较少。总的来讲，现有研究指出:一是获致性的次级关系逐渐占据人们的关系网络，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理性、正式和科层化;二是大部分学者都试图建立宏观的乡村社会结构，在此之中谈论人情差异;三是农村子辈建立了功利性的个人关系网，人情成为实现短期利益目标的工具手段。上述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未指出实践过程中的人情理性化是怎样出现的;其次，未能具体描述人情的实践过程，无法说明代际人情差异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从互惠的视角出发，分析农村代际人情差异生成的内在机制。
　　为了探讨农村代际人情差异是如何产生，本文建构了基于社区情理的互惠分析框架，该框架的内在逻辑是:“社区情理”更多的指向一种“认知观念”和个体情感，而非宏观上的“中国文化”;地方社区情理通过情感因素、面子文化、参照群体和社会化途径四个因素影响个体的认知因素，使村民间的互惠机制发生变化;互惠机制作为制约人情行为的文化规范，对当地人情实践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人情代际差异的出现。简言之，社区情理通过作用于互惠机制，进而影响农村的代际人情差异。
　　回归现实情境，本文借助基于社区情理的互惠分析框架，选取位于豫北的W村落共同体作为个案，并在探讨个案的过程中回答该村代际人情差异产生的机理。首先，随着社会变迁，乡土社会的关系网络出现变化，即由传统的宗亲、血亲网络向外延伸，并与正式关系相结合，主要分化为血亲关系网、姻亲关系网以及拟亲缘关系网;其次，在各关系网中，村民的人情实践出现差异，当地的面子文化、个体的参照群体、个体对情感的关注度以及个体的社会化途径等使村民对人情的态度倾向发生明显变化，这种影响个体人情行为的因素即为微观情境上的社区情理;最后，体现在父辈与子辈身上的人情行为差异即代际人情差异，可以确定的是，代际人情差异并非意味着父辈与子辈的人情倾向出现两极化，而是父辈与子辈做出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随着影响因子在各关系网络中所占比例的不同，人情态度与人情行为出现差异，这是微观情境中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在血亲关系网络中，父亲多受传统血亲下情感因素的影响，比较注重血亲之间人情的给予与回报;子辈多受面子文化的影响，忽略人情的牵绊，这种文化主要由子辈自身所有的社会资源与社会地位的优势决定;参照群体也使父辈与子辈更加注重同辈血亲间的人情关系。在姻亲关系网络中，父辈看重面子较注重人情，此类面子更多的是父辈在熟人面前对自身形象的在乎，亦将其看作自身能力与社会地位的体现;子辈对情感的忽视，使其极少与姻亲做出该有的人情行为，这是子辈致力于发展次级关系的结果;同理，在同辈参照群体行为方式的影响下，父辈与子辈把彼此的行为作为参考，父辈重视人情，子辈则忽视人情。在拟亲缘关系网络中，子辈对次级关系的渴求，使其对人情行为产生重视，而血亲之情将父辈“围于”利益之外，在拟亲缘网络中的人情维持成为没有必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