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末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1.27%,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仅用了30多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国家200年的城市化历程。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下包涵了2亿多农民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他们生产生活各方面都未完全融入城市。“半城市化”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隐患,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转变,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大局,推进“半城市化”向城市化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研究城市化离不开工业化,研究“半城市化”更要以二者为前提,况且我国“半城市化”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突显的一个现象。通过研究表明,我国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势头并未减弱,工业化依然是城市化的动力支持；城市化发展规律的“诺瑟姆S型曲线”表明我国城市化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也需要城市化加快发展。因此,必须解决“半城市化”问题,才能继续推进城市化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本文基于国家现在的统计规定和公布的统计数据,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化水平基本反映了客观现实的情况,城市化水平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以此为基础,测算了我国“半城市化”人口数量,目前在城市中有2亿多半城市化的农民。实证调查发现在城市中生活的“半城市化”农民缺乏完整的市民权,被排挤在社会保障政策之外；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城市存在经常性互动和交往障碍,与城市社会存在认同的障碍和体验矛盾,他们的社交范围主要限于同质人群,呈“内卷化”态势。“半城市化”状态不仅使进城的农民受到了伤害,而且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半城市化”模式造成了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发展的失衡,输入地取得了农民工巨大的劳动贡献却不需要承担社会成本,输出地不但损失了劳动力资源,还担负着农民工的社会成本；“半城市化”模式阻碍了农民工在城市中权利诉求,缺乏城市归宿感、市民权益和社会保障的农民工选择了离开城市,加剧了经济发达地区的“用工荒”现象；“半城市化”直接影响了第三产业的提高,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正处在劳资关系转型时期,“半城市化”模式阻碍了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2亿多农民工蕴含了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而“半城市化”模式遏制了他们总需求的增长,从而未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可见,只有改变2亿多农民的“半城市化”生活状态,我国经济才能迎来新一轮增长。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生活状况,并非是其所愿意的,实际调查表明有八成农民工具有强烈市民化意愿。“半城市化”的生活状态,是农民工在现在制度条件下作为一个理性人的合理选择。最后,用成本收益的方法,分别从农民工和政府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政府作为这场改革的主导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应该审时度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形成农民工可以享受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制,有效保护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土地权利,切实促进农民工在城市中稳定就业和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总之,政府应该以改革的精神去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化解“半城市化”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