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之际,湖北骤然出现了一个人才大量涌现的高峰,其中,又以鄂东地区人才数量最多,“惟楚有才,鄂东为最”,成为鄂东区域文化史上的一大特色。本文着重选定教育、人物、著作这三项文化指标,借以呈现晚清鄂东人文具象,并思考其成因。晚清鄂东境内教育发达,府、州、县官学规制齐全,书院、义塾遍布城乡。官学方面,清代鄂东各地学宫普遍经历多次重修重建,顺治至雍正年间与咸丰至光绪年间是两次大规模修建期;学额分配上,清前期黄冈、蕲水、黄梅三县学额数量最多,麻城、黄安、广济及蕲州次之,罗田县学额数量最少,此后长期保持不变。清末战乱导致的政府财政危机打破了平衡,各地学额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与官学相对,书院即是私学形式的代表,地区分布上,晚清鄂东书院数量众多,且分布不均衡,黄冈、蕲水及黄安三县最多,麻城、广济、罗田及黄梅等较少;从修建者来看,鄂东参与书院建设的各级官员众多,大多由一地长官知府或知县修建,还有少数书院虽由邑人兴建,后续损毁之时的重修仍是当地官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清代书院的“官学化”。清末官学、书院式微,各地开始兴办新式学堂,数量上,鄂东各州、县中,学堂最多的为蕲州,麻城县与罗田县最少;从设立时间来看,大部分设立于光绪朝晚期,是清末新政教育革新的产物,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清末学堂改革扫清了最大的障碍,加快了学堂设立的速度。晚清鄂东籍人物地区分布上,黄冈、广济、罗田三县是人物密集区,黄安县与麻城县则相对属于人物分布稀疏区域。人物类型方面,晚清鄂东籍人物类型齐全,尤以政治、军事、文化型人物为主,其中,政治与军事类人物数量在各州、县均占绝对多数,文化类人物数量次之,科技与经济类人物数量岁相对较少。这种人物分布特征与鄂东人文发展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在明及清前期鄂东人文高度发展的惯性影响下,晚清以文化类人物为代表的传统人文余光犹在,及至清末传统式微、文化激荡的大背景下,反清革命风起云涌,无数鄂东志士走上革命道路,政治、军事型人物井喷,他们中许多人取得了非凡成就,一扫鄂东无将无兵的旧象。清代鄂东籍人物著作总量庞大,地区分布上很不均衡,黄冈县的著作数量在府内占有绝对优势,其次是蕲州,二地著作数量远多于其余各地。一地的行政中心一般也是当地的文化中心,吸引着境内人才的聚集,成为著作产出的密集区。黄冈县作为清代黄州府府治所在地,长期吸引着区域内大量人才聚集,产生大量的著作。蕲州在“蕲黄合一”前也曾长期承担着行政中心的角色,其文化地位并没有随着行政中心的失去而一蹶不振,曾今的文化吸引力在两州合并后仍长期发挥着作用,及至清代,蕲州境内的著作数量虽不如黄冈,但远超其余各县。从晚清社会变革的微观层面观察,“庙产兴学”、“经世致用”及“绅士危机”成为推动晚清鄂东地域文化的嬗变的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性因素。首先体现在经济基础上,“庙产兴学”既能解决学堂的办学场所,又能缓解政府教育经费不足,在统治阶层大力推导下,“庙产兴学”成为晚清教育新政的主要措施之一,从经济上为鄂东地域文化的转向提供了一次积极实践。其次是文化导向上,“经世致用”主张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关注现实社会,面对社会矛盾,随着胡林翼在湖北主政的强力推行,这种贯穿文化及社会的认知新导向,对晚清鄂东地区的文化生态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最后是政治助力,清末动乱造成的财政危机中出现了大量通过“异途”取得绅士身份的人,绅士数量急剧增多,且以低级别绅士为主,人数增多造成的权力被稀释,最终导致这一群体中的许多人在清末的社会动荡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推动鄂东地域文化嬗变的一大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