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国家,在未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前提下,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当前,我国正值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机;也是脱贫攻坚进入“后扶贫时代”,彻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奋进时期;更是处于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转段契机。可以说,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放眼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农村站在了承上启下的新起点,迎来了新时代发展的新空间。为此,作为当前“木桶”里“短板”的我国农村,正面临重大历史考量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只有“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才能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乡村现代化无疑是全面建设国家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乡村要振兴,人才必先行,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支撑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乡村人才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然而,我国农村职业教育长期处于自身“内生力”不足、社会“外推力”不强、跨界“融合力”不够等症结,致其陷入系统低效、结构错位、功能缺失的现实困境,所以,迫切需要一种新思维来破解这一难题。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治理必须以新的“方法论”与“实践论”逻辑,超越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逻辑,以“系统性”与“跨界性”思维范式来重新认识与建构其发展路线与逻辑框架。实际上,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治理既关涉职业教育本体系统的教育逻辑即“本位逻辑”;也关涉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的国家逻辑即“上位逻辑”;更关涉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特定背景的社会逻辑与融合治理的技术逻辑即“同位逻辑”。“三位一体”逻辑决定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治理既是一种“自系统”的本体性存在,也是一种跨界“他系统”的关系性存在,更是一种共生“超系统”的融合性存在。在“超系统”境域下,遵循职业教育的跨界协同特质,着眼于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共生逻辑,结合乡村“五大振兴”国家战略的总纲要求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图景,直面“三农”问题的重点与难点,本研究提出了一条由“融合治理”“共生逻辑”“行动路向”三个逻辑点构成的破解难题的关键逻辑路线,旨在从方法论层面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构建其共生逻辑的理论框架,从实践论层面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指明其融合治理的行动路向,进而,基于共生逻辑与行动路向两大逻辑指向,聚焦于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这一逻辑主题的系统研究。本研究是把“融合治理”作为“农村职业教育治理”的一种实践方法论来思考,站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的时代观照和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现实回应的鲜明立场,以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为逻辑起点,探析职业教育的价值意蕴与跨界思维,回溯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国际经验的比较,着力于构建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共生逻辑”的理论框架以及现代化“行动路向”的行动框架。本研究主要采取文献分析、案例佐证与国际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教育学、技术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化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视角展开对“农村职业教育”与“融合治理”的相关研究。本研究遵循的逻辑理路是:“在跨界中协同,在跨界协同中融合治理,在融合治理中共生发展”。首先,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应然”愿景与“实然”样态进行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的构想与扫描,以探析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路向,从而为后续研究奠定逻辑基础;其次,深入探析农村职业教育治理涉及的“界域”和结构逻辑,遵循系统性思维与跨界性思维的科学范式,以确立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五位一体”的逻辑框架,以此观照其共生逻辑的理论命题;最后,围绕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共生逻辑与行动路向,建立农村职业教育“GIFES”协同机制与社会支持系统,确保农村职业教育在跨界中协同,在跨界协同中融合治理,在融合治理中走向共生发展。在遵循以上研究思路的基础上,以“为何”“如何”“何为”三个核心问题为逻辑主线,指向“价值理性”“跨界思维”“逻辑框架”“共生逻辑”“超系统”“融合治理”与“行动路向”七个关键词之间的内在逻辑展开“融合治理”的系统研究,旨在建立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共生逻辑”,并指明其共生发展的现代化“行动路向”。围绕第一个核心问题“为何”,具体解决“缘何”“为何”与“何样”三个问题。这一部分构成了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本体论、方法论与价值论基石,从历史、现实、理论与方法四个层面论证了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合理性、必要性与可行性。既探讨了职业教育“应然”的本质属性,阐述了职业教育的价值理性与跨界思维,提出了“教育域”“职业域”“技术域”与“社会域”的界域横跨与协同共生思想;也描述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实然”样态,通过典型案例和文献数据分析的具体呈现,辅之以政策与理论支撑,分析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症结与战略方向,从而明确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痛点”和“难点”以及挑战和机遇;更预设和指明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和融合治理的“必然”逻辑与路向,尤其是从方法论上对整个研究进行了思路与方法的设计,进一步论证了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可行性;最后基于“应然”愿景、“实然”样态与“必然”路向,着眼于“后扶贫时代”阻隔代际贫困传递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从逻辑上构建了“后精准扶贫时代”“扶志”“扶心”“扶智”“扶资”与“扶业”的理念框架,使之作为巩固“精准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和防止返贫新致贫的基本遵循,由此构建了农村职业教育“农科教统筹”“产教研融通”“普职成统整”“校村户共进”的发展模式,为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提供了逻辑思路与实践路线。围绕第二个核心问题“如何”,具体解决“是何”“何由”与“何向”三个问题。这一部分构成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实践论与认识论基石,以“逻辑框架”“共生逻辑”与“行动路向”三个关键词为主线,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分析与构建了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整体性逻辑框架。首先,按照治理理论系统构建了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五位一体”的框架体系,即建立了治理逻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成本和治理环境的一体化治理结构;其次,在系统性思维观照下,根据共生理论剖析了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和共生环境等结构体系,揭示了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共生机理,系统阐释了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共生逻辑;最后,基于共生机制的动态生成与有力构建,站在“超系统”境域立场指明了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行动路向,即通过“他治—自治”“上治—下治”“扶治—共治”“外治—内治”四重维度的结构性统整,充分彰显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行动逻辑。围绕第三个核心问题“何为”,具体解决“何以为之”这一根本性问题,即价值“何以”、愿景“何以”以及支持“何以”三个具体问题。这一部分构成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价值论、认识论与实践论基石,以共生发展的现代化愿景、“超系统”境域与社会支持系统为关键逻辑,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发展图景、协同机制和支撑体系。首先,通过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耦合机理,系统论述了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五大振兴”的现代化愿景,即农村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必须通过“自系统”的内生能力与教育功能体系、“他系统”的融合能力与社会支持体系、“超系统”的共生能力与共生发展体系来生动体现,基于这“三大能力”与“三大体系”的协同发展与同构融合,进而在“经济共生、人才共生、文化共生、生态共生、组织共生”五大体系的整体推进上共同构筑并努力追寻农村职业教育共生发展的美好蓝图与现代化愿景;然后,基于“超系统”境域构建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协同机制,在共生发展的现代化愿景和“超系统”境域下协同机制的建立的基础上,探讨了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社会支持系统,即国家、地方、环境、企业、家庭五大范畴的支撑体系,其中国家层面是“制度性支持”,地方层面是“投入性支持”,环境层面是“生态性支持”（广义“生态”概念,可以延伸到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与社会意识生态）,企业层面是“合作性支持”、家庭层面是“主体性支持”;最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明晰了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与共生发展的进阶,即农村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综上所述,本研究站位“超系统”境域立场,主要以“共生逻辑”与“融合治理”为方法论视角,遵循“跨界性”与“系统性”思维范式,结合技术哲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化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展开对农村职业教育治理的跨界性、协同性、融合性与共生性研究。本研究既明晰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实然”样态、价值理性与跨界思维;也构建了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共生逻辑的理论框架;还指明了农村职业教育共生发展的“应然”愿景与“必然”路向;更明确了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社会共生发展的协同机制、支持系统及其发展进阶。这些研究在理论层面丰富了农村教育治理的生动内涵,拓展了农村职业教育共生发展的新思维;在实践层面提供了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行动路向,有效对接了乡村“五大振兴”的战略框架,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行动提供了方向性指导与经验性参照。乡村是中国现代化的主战场,诚然,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农村现代化道路还很漫长,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治理依然困难重重,但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巨大潜力和支撑动能永远是农村发挥“压舱石”作用的“主心骨”和“助推器”,基于“超系统”境域的格局与胸怀,融合治理永远是农村职业教育治理的坚定方向与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