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试图从分析王希杰和佐藤信夫的修辞学体系的思想来源、体系结构、论述方法和创新之处入手,展示中日两国的这两位有代表性的修辞学家是如何各自从自身民族文化传统中吸收丰富的营养,同时又是如何从西方修辞学中借鉴异种文化的视角和方法的,以及他们的修辞学体系在哪些方面代表了中日当代修辞思想的鲜明特色,这些特色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何在。本文将在一个引言之后,分四章来阐述。　　 在“引言”中,对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现状及意义、主要内容及基本思路作了一个大致的交代。对中日修辞学一百年来的概况作一个大致的回顾。　　 第一章是“王希杰修辞理论述评”。王希杰的修辞学继承了从陈望道以来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本精神,把修辞看作人们相互交际和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或“手段”。陈望道区分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记述的境界和表现的境界”,王希杰也强调修辞研究要注意“零度的形式和偏离的形式”、“显性同义和潜性同义”,这些其实都根源于西方修辞学自古希腊以来所确立的认识和审美(“雄辩术”和“诗艺”)双重功能的区分。王希杰的创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他特别强调修辞的应用效果,他把修辞学定义为“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的语言科学”。其次是他的修辞的“四个世界”说,即“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其中“语言世界”涵盖了所有其他三个世界。最后是他的体系方法,即他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结构土义和符号学方法,并试图以中国古代《周易》为榜样,用一套相互关联的动态范畴体系按照层次结构来概括全部修辞现象。　　 第二章是“佐藤信夫修辞理论述评”。佐藤信夫的修辞学理论力图立足于语言哲学的高度来建立一个具有认识论色彩的修辞本体论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他的理论观点是通过不断批判他的前辈而建立起来的,他既反对单纯用说服术或雄辩术来解释修辞学,也反对把修辞学仅仅解释为“美辞学”,而是提出了一个“第三视点”,即修辞学的最本质的第三功能,这就是立足于“修辞感觉”来进行“认识造型”的发现和创造功能。他认为这一功能比修辞的说服功能和审美艺术功能更本源,是后两种功能的根。他将这一观点贯穿于对各种修辞格的解释,解决了在日本修辞学界长期困惑的一系列难题,形成了自己一贯的逻辑系统。由此他突破了西方修辞学二重论的基本模式,走出了一条日本人自己的修辞学道路。　　 第三章“王希杰与佐藤信夫修辞学比较”,在上述基础上对他们的修辞学观点进行了三个层次的比较。一、逻辑起点的比较。王氏修辞学的逻辑起点是“表达效果”,即对语言表达“好不好”的评价。这从实质上表现了中国传统修辞思想的精髓如“修辞立其诚”。佐藤修辞学的逻辑起点则是“修辞感觉”。相比之下,两人都同样超出了西方修辞学的主客二分模式,但王氏的超出是立足于应用原则,佐藤则是立足于感觉原则。概括说来,我们可以把两者的修辞学原则分别表述为“修辞立其诚”和“修辞立其感”,而不同于西方修辞学的“修辞立其真”。二、体系结构的比较。王氏修辞学体系被归结为一个“三一”结构,即三组概念和一个原则。第一组概念是“四个世界”构成修辞学研究的总体视域;第二组是“零度和偏离”,讨论修辞如何从没有任何修辞的零度表达偏离开来而形成不同修辞的方位、角度、程度和种类:第三组是“显性和潜性”,讨论如何从显性修辞中挖掘和发现潜性修辞,把握新的修辞格如何从潜性到显性的转换生成规律,从而体现了修辞活动的动态生成本质;最后是“得体性”作为修辞学的最高原则贯穿所有三组概念。相反,佐藤修辞学体系则不是这样的建筑式的结构,而是一种线性逻辑结构,有一种修辞精神贯穿于各种修辞格中作为其灵魂,这就是修辞“感觉”。在佐藤看来,所有不同的辞格都是对感觉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上的逼近,他抓住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修辞格来突显感觉的创造性构造作用,更具有语言哲学的意味。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有意识地体现了修辞学体系的开放性,不同的是王氏修辞学的开放性是一种归纳式的开放性,尽可能追求完备和巨细无遗,佐藤修辞学的开放性则是具有一种逻辑线索的开放性,因而不求经验的完备,只求原则的逻辑一贯。三、方法的比较。王氏修辞学在方法论上虽然兼收并蓄,纳入了古今中外几乎一切方法,但运用这些方法却没有固定的法则,而是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场合随时采用某种方法,总体上则是归属于周易辩证法。佐藤修辞学则更多地受到西方辩证法以及现代符号学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最后,本课题还将对这两种修辞学各自的特点进行价值评价和权衡,揭示它们各自的长短得失。　　 第四章“中日当代修辞理论的一般倾向比较”,还将对中国和日本现代、当代修辞思想的全貌进行一番扫描,力求反映他们两位的修辞学并不完全是特例和个案,而是有广泛的时代思潮作背景,即使与他们不同甚至相反的修辞思想也都具有共同的思想倾向。中国当代修辞学的总体倾向是“出走和回归”,日本现当代修辞学的总体倾向则是“拿来和超越”,双方都有一种努力向高层次的修辞哲学提升的趋势,但以佐藤信夫为代表的日本当代修辞学家先走一步,建立起了带有日本民族特色并能够包容西方修辞学的修辞哲学体系,在这方面值得中国修辞学借鉴。　　 最后的结语“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哲学设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规划,即在中国传统“修辞立其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包容西方的“修辞立其真”和日本的“修辞立其感”于自身之内的普遍修辞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