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短短的几十年中，官方法律思想发生了由法到儒的巨大转变，封建正统法律思想逐渐形成。这场巨大转变中的关键转折点正是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黄老学派是道家的一个流派，它产生于战国中期，流行于汉初。《黄老帛书》、《管子》四篇(《心术》上下、《白心》、《内业》)、简本《文子》是目前探讨黄老学派思想较为可靠的资料。从以上历史文献来看，战国黄老学派法律思想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道、法结合；刑德并用；礼法并用。黄老学派认为法是道的衍生物，是道这种自然法则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体现，以法治国是道家实现无为之治的必要手段。它从哲学层面讨论了法律的特征、起源以及立法、司法等问题，为法的存在做了哲学层面上的论证。它把刑、德与阴、阳联系起来，把天道作为使用刑、德的依据，指出刑、德是实行法治不可或缺的两种手段。黄老学派还提出了礼、法并用的主张，认为礼治和法治同样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手段。黄老学派打着无为的旗号吸收了法治和礼治的主张，将儒、法两家的学说融入道家哲学体系内，形成了一种温和的法治主义。法家不相信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依法行赏罚是唯一有效的治国手段。秦帝国推行法家专任刑罚、轻罪重罚的暴力主义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帝国迅速土崩瓦解。汉初不仅继承了秦代繁苛的法律，司法实践也深受秦代重刑主义影响。汉高祖时期西汉统治者就已经认识到秦政的弊端，开始采取改革措施以减少秦政的不良影响。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汉初统治者认真反思秦政，积极寻找合适的治国理论，最终选中黄老学说作为政治指导思想。从汉惠帝到汉景帝时期，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汉代的法治实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颁布内容丰富、全面的成文法，建立严密的法律体系，力图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废除某些严酷的法令和刑罚，鼓励官吏在司法实践中采取宽大的政策；第三，颁布一系列限制剥削、休养生息的法令；第四，通过树立道德榜样、赦免罪人等途径教化人民；第五，为吏之道发生变化，出现“循吏”和“长者”型官吏。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对西汉前期的立法活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黄老学派礼法并用思想的指导下，汉律被依照礼制的精神改造，礼与法逐渐开始了融合的历程，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制定法律维护家庭伦理道德；第二，按血缘关系定罪量刑：第三，对老、幼、妇女、有疾者减免刑罚；第四，优待宗室、官吏、有爵者。西汉前期在黄老学说指导下进行的法治实践，在客观上为官方法律思想从法家到儒家的转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西汉前期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黄老学派的哲学思想为汉初新儒学吸收，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养料。以贾谊、陆贾、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初儒者广泛吸收诸子之学，创建了一个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汉代新儒学体系。这种新儒学在汉武帝时期取代了黄老学的官方哲学地位，并在此后长期占据官方法律思想的地位，形成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汉初新儒学的形成过程中，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大量吸收了黄老思想。他们借鉴了黄老学派的哲学概念和论证方式，用道家的“道”、“德”、“无为”论证礼义教化的价值，为儒家的礼义教化主张找到了哲学依据。其中董仲舒对黄老学的吸收、改造最为成功，他把黄老学派的阴阳刑德理论改造成了德主刑辅理论，这一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淮南子》是西汉黄老学的总结之作，它的法律思想是对先秦以来黄老学派法律思想的总结。《淮南子》的法律思想紧紧围绕着“无为”展开，其法律思想内容可分为六个方面：以道统法的法律观；无为而治的立法观；无为而治的执法观；法律起源论；法与术、势的关系；法与礼乐、仁义的关系。《淮南子》继承了法家关于法的公正性的进步主张，发扬了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一改法家君权至高无上的立场，提出了反对封建特权的进步思想。由于《淮南子》一书成于众人之手，其中各篇思想倾向并不完全一致，在它的思想体系内部充满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