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压力,在人口流动加剧的背景下,老年人如何养老、幸福的度过晚年是我国近年来关注的问题。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也已经或快要进入老年期,建立健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迫在眉睫。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本研究在老龄化和少子化背景下研究子女数量对城市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以及现有社区养老服务能否影响或调节老年人居住安排。以居住安排为载体研究当下老年人的养老困境,并展望预测未来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需求与问题。具体来说,本文构建了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析当前子女数量是怎样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社区的养老服务是否考虑了老年人的可行能力,打通现有居住安排,放松约束条件能否助推解决养老服务供需结构不匹配困境。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子女数量对城市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使用CLHLS 2008、2011、2014的三期面板数据和stata软件构建面板二项值固定效应模型来分析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效应,并分析社区养老服务是否调节了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使用CLHLS 2014年的截面数据,运用stata和R软件计算分类变量子女支持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最后通过分析现有的嵌入式养老实施案例,总结经验提出对策建议。本研究有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子女数量对城市老年人是否选择空巢模式的居住安排影响显著。其中单子女老年人更可能选择空巢居住模式,而多子女老年人则相反。此外,年龄、受教育年限、丧偶、日常活动能力都对老年人选择空巢居住模式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大、丧偶、日常活动能力正常的老年人更容易选择空巢居住模式。第二,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是否选择多代模式的居住安排影响显著。单子女老年人不容易选择多代模式的居住安排,而多子女老年人选择多代模式居住的可能更大。丧偶和日常活动能力也对多代模式居住安排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丧偶的老年人更可能选择多代模式居住。日常活动能力正常的老年人选择多代模式居住的可能性会降低。第三,不管是单子女老人还是多子女老人对与他人居住这种居住安排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日常活动能力对与他人居住的居住安排影响显著。日常活动能力对于正常不需要照料的老年人选择与他人居住的可能较小。第四,固定效应模型显示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居住在养老机构的影响不显著。随机效应模型下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居住在养老机构的影响显著。单子女老年人更可能在养老机构居住而多子女的老年人则不会。年龄和社区养老服务对居住在养老机构这种居住安排影响显著。老年人年纪越大越有可能在养老机构居住,养老服务是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居住的重要原因。第五,对丧偶老年人来说,相较于多代居住模式,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年龄和日常活动能力对空巢模式的居住安排影响显著。年龄越大的老年人越不会空巢居住,而日常活动能力正常的老年人选择空巢居住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日常活动能力对与他人居住的影响呈现显著的负向效应,也就是说日常活动能力正常的丧偶老年人选择与他人居住的可能性不高。丧偶老年人的年龄、居住的社区是否有养老服务、认知能力对居住在养老机构这一居住安排有显著影响。丧偶老年人年龄越大越可能选择养老机构居住;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也是决定丧偶老年人居住在养老机构的重要原因,有养老服务就更容易选择居住在养老机构;认知障碍的丧偶老年人选择在养老机构居住的可能性更大。第六,对日常活动障碍的老年人来说,相较于多代居住模式,日常活动能力障碍的老年人子女数量对居住安排的影响均不显著。其他指标对日常活动能力障碍的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影响也均不显著。第七,对认知正常的老年人来说,相较于多代居住模式,子女数量对空巢居住模式影响显著,认知正常的单子女老年人更可能选择空巢模式居住,而多子女老年人则不会。也就是说,老年人能够自主决策时,单子女老年人跟多的空巢居住,而多子女老年人不会。此外,丧偶和日常活动能力对认知能力正常的老年人选择空巢模式居住有显著的影响。日常活动能力正常的老年人更可能选择空巢居住。社区是否提供养老服务对认知正常的老年人是否选择与他人居住这一居住安排有显著影响。社区提供养老服务认知正常老年人选择与他人居住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年龄对认知正常的老年人是否选择在养老机构居住这一居住安排有显著影响。年纪越大的认知正常老年人选择在养老机构居住的可能性就会提高。第八,以多代居住模式为参照组。单子女老人的子女提供生病照料和经济支持对空巢模式和在养老机构居住的两种居住安排中介效应显著,子女的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中介效应显著。多子女老人的子女提供精神慰藉对多子女老年人空巢居住模式这一居住安排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生病照料对空巢居住模式和与他人居住两种居住安排中介作用显著。第九,目前的社区养老服务支持对四种老年人的居住安排的调节效应不显著。通过以上研究提出了如下对策建议。第一,社区养老服务的出路,就是打通居家、社区和机构的界限,让居家、社区和机构各得其所,。将养老服务嵌入社区,以社区为“底盘”打造养老服务体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像连锁超市那样,打造以社区为“底盘”的养老服务体系。把碎片化的存量资产,归拢在社区层面进行梳理、集成和整合。各类机构“瘦身”做“嵌入式”的社区养老服务。搭上数字城市的快车和纳入智能底板,社区养老服务智能化建设不能够单打独斗、自成系统,更不可能“体外循环”,须纳入数字城市建设的智能底板。第二,养老服务发力社区主战场。目前,具有共性的社区服务需求有: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助行、健康指导、康复护理、代办等。这些可以解构为项目,秉持“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供给、高端有市场”的目标,进行社会化、产业化改革。路径是:政府提供基本保障与兜底服务,市场则用来解决个性化需求。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有二。第一,在建立分析框架时考虑到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决策主体,通过问卷中的MMSE量表计算出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假设当老年人出现认知障碍时居住安排主要由子女决定。第二,将老年人按照子女数量分为单子女老年人和多子女老年人,分析单子女老年人的养老困境来预测未来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的困境。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预测未来独生子女父母如何养老方面只停留在现有的分析展望上没有进行系统的预测,有待于继续研究。第二,在分析嵌入式养老时因缺乏数据没有进行数据分析仅停留在资料收集后的经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