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中的村落、学校与国家——一个县教育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考察(19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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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农村教育也逐渐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但是既有的研究成果多从国家教育政策或政府的宏观规划出发,很少从乡民自身的教育需求、乡村文化变迁来研究乡土教育。论文选择华北平原一个典型的县作为考察乡村教育历史演变的切入点,从社会生态、区域文化、人口流动与教育变迁的双向互动入手,通过民间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口述史、人种志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呈现了20世纪以来伴随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政权逐步介入乡村社会,国民教育体系建构与村落文化、地方性知识冲突的生动场面,揭示了乡村教育的复杂性,并对城乡教育差异作了深入的思考。 山东省汶上县作为齐鲁文化核心辐射区,“孔子宰中都”即于此,又是30年代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县,193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廖泰初先生在汶上县开展农村教育田野考察,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视野,详尽地考察了汶上县“洋学”(学校)与私塾对抗、竞争甚至落败的情形。清末民初是我国由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时期,现代学校制度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向乡村延伸,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地方性对现代性的反抗,充分反映了乡村社会固有的文化结构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展示现代化进程中的丰富多彩。 “皇权止于县政”、“天高皇帝远”,说明了乡村社会在自身固有逻辑轨道上运转,介于官与民之间的绅士群体维系着乡村无为而治,私塾则由家族或家庭承担,在这种框架下,乡村教育处于自治状态。但是20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政权的下沉,乡村教育逐步纳入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体系之中,但政府在农村推行新式教育过程中,却遭遇扎根于传统社会土壤中的私塾的阻抗,私塾与新式教育之争是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基本特征。 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是理解20世纪乡村教育变迁的重要参照系,本文着重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探讨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政权、村落和学校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置于文化变迁的视野分析国家教育建构与乡土社会、地方性知识的冲突,及其不同类型文化权力的互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标志着国家权力开始进入乡村教育,“洋学”的冲击和“毁庙兴学”的运动对村民、士绅以及当事人所造成的内心矛盾和困惑,往往被大历史所遗忘;现代学校带来的外来信仰和观念与地方性知识和习俗的冲突以及带来的社会影响,在以往教育史研究中非常薄弱。事实上,国家教育体系的建构与地方性知识的冲突、学校与乡村生活的隔膜、国家教育期望与村民教育意图的矛盾都基于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这条轴线上,对这一过程的深度描述和分析对于理解现代学校在乡土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功能以及存在缺陷,对于推动当代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人类学的追踪研究,但是理论框架和分析视角与此不同,在前人积累的调查资料基础上,试图将一个县的教育变迁置于历时性框架之中,同时引进共时性分析视角度,对历史具体场景细致的深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宏大叙事相对空泛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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