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世界是文化的世界。当代人类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这些危机从根本上说不是别的，就是文化的危机。文化不是铁板一块，文化进步的全程都包含着、伴随着偏入歧途的因素或它的可能的蜕变，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正因为有这种偏离、否定和蜕变的反力，文化才得以在比较和斗争中优化、发展。反文化就是文化发展中误入歧途的蜕变现象，它内在于文化进步的滔滔江河之中，是扰动文化奔腾向前的逆流。反文化与文化共生互反，同步演进，两者构成了历史的正面与负面，两者的矛盾推动社会波浪式向前发展。　　理解反文化，首先必须明确文化的内涵。文化既不是狭义上所说的与政治、经济相并列的三要素之一，也不是广义上所理解的生活方式。从哲学上讲，文化是相对稳定的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的统一。文化是超越具体表达内容及其载体并隐匿在具体表达内容和载体中的具有历史性和普遍性的行为运作的逻辑，是人类活动的步骤以及各个步骤的排列次序，对此我们称其为程序。任何程序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指向价值，价值层面是文化的内在的、深层的、核心的层面，其变化也呈现出一个方向性的有序过程，区别于前面所说的程序，把这个过程之序称为向序。文化是程序与向序的统一。它规范人们的行为，给社会以秩序，是社会和谐有序的内在支撑。文化本质是增序、减熵。　　与文化有序相反，反文化的本质是减序、增熵。反文化既有与文化相同的属性，同时也具有自身特殊的性质，以此文化与反文化相区分。从功能角度看，文化对社会系统的作用是增序、减熵;反文化消解、消耗、抵消人类活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和正效应，使活动后的人类文化水平低于活动前的水平，表征着减序、增熵的社会指向。从程序角度看，文化是一种肯定性的指向，呈现为序度的建构与加强;反文化是一种否定性的指向，表现为其程序的规范性、共享性的匮乏，序度的劣化。从向序角度看，文化指向自觉的价值追求，反文化指向自发的价值追求，但更多时候，自发的价值追求往往被似乎很强的价值意向掩盖着，人们要认识到它要费些周折。从程序与向序的关系角度看，文化程序与向序的理性的、逻辑的统一，反文化程序与向序的非理性、非逻辑的断裂。除了上述本质区别外，反文化还具有一些非本质属性，如生成方式的渐变，反文化都不是一次生成的，往往要通过持续的转换、变构才能敞露其本性;手段的“伪形”，反文化为了自身的立足常常采取粉饰自身、混淆视听、遮人耳目的手段;表现的混杂，从信息角度看，它既带有大量的文化信息，堕入历史的真实，又有大量未知的、不确定的成分;从与目的性关联角度看，既有大量的自觉的关联，也有行为动机与行为结果不一致的不自觉的关联;从最终归宿角度看，反文化现象的最终结果都是呈现出向必然的被动回归;从作用的领域和调节对象的范围角度看，反文化具有狭隘性，它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准则，不为社会上的大多数成员认同和接受，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　　反文化虽然具有边缘性，但其存在并非没有理由和根据。文化之序一旦被建构起来，就获得了连续性和确定性而与生活之流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当人们再以此为依据去规范、剪裁未来现实的时候，就可能与不断变化着的丰富的现实之间发生冲突;文化之序的间断所造成的文化真空态，同样成为反文化的生长点。任何肯定中都有否定，文化有序中的无序，如文化保护带的弱序、文化传播中的遗失或同化等都是反文化的可能性“原点”。主体自身认识的局限性、自然生命的否定性指向以及超越本性中的另一表现形式——破坏，也都对反文化具有基础性的内在建构作用。任何反文化现象的发生都离不开自然条件的限定，离不开社会生活本身，并受制于它们的共同作用。自然既孕育、生产、支撑文化，同时自然之熵又通过消解文化载体、扰动文化生态平衡等方式蚕食、剥夺文化。从社会角度看，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如制度有限且滞后于问题、制度间的内容冲突特别是制度不公正等，是反文化的诱导机制。而社会整合方式以普遍性的原则、精神去规范具有差异性的子系统时，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无序，特别是现代社会普遍运用经济杠杆、借助市场原则去整合其他系统，这种整合方式本身就为反文化的泛滥提供了可能的土壤，同时也使反文化这个一直就存在的现象以问题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研究。　　研究反文化有不同的视角，从共时和历时的维度出发对其进行透视。从不同角度、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对反文化作多种分类。从性质角度看，主要有超越型“反文化”与背离型反文化两种类型，前者是以否定形式表现出的文化肯定或文化进步，但这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对背离型反文化进行哲学考察，这才是本文的目的。从启动方式角度看，有内生型反文化与外激型反文化之分，它们或由于文化系统内部的“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动被放大而发生或由于随机的外部干扰而发生。从反文化的外观以及被认知的时间间距角度出发，有隐型反文化与显型反文化之别。进一步深入地看，反文化一般表现出“家族相似性”，文化“返祖”、文化“忘本”、文化“异化”和文化的“非法链接”等几种基本模式都具有反文化的基本倾向。由于生产方式、文化传递方式、理论背景、文化心态等的显著差异，传统社会更突出文化“异化”的模式，现代社会文化“忘本”和“非法链接”的模式更为普遍。从历时态角度看，反文化还进一步表现为外延量的扩大和运行轨迹的畸形有序化。　　从价值论角度看，误入歧途的反文化主要是一种负价值形态。由于文化对反文化的作用与反文化对文化的反作用各自实现的条件不同，反文化对文化反向消解;反文化一旦以社会模式化缺陷的形式出现，则不仅阻断了特定文化形式的正常航线，而且还会“误导”其他文化，出现“劣币淘汰良币”的退化现象的蔓延，引发更大的文化危机;此外，通过摧毁文化力资源、削弱人们对文化进步的信念、切断文化发展的动力资源等方式，反文化最终对文化生产力和文化创造力造成实质性破坏并引发文化生态的退化。反文化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以及对象性活动的成果，其与文化的对抗必然转化为与人的对立。反文化的反主体效应表现为背逆人生、造成心理层面的“文化休克”和放大心灵熵。人不是单独的孤立存在，而是社会中的人，这样反文化的负价值就还表现在社会层面，通过造成社会问题、诱发社会危机乃至社会解体来危害社会。　　辩证地看待反文化，它既扰动了文化的正常发展，但是作为逆存在，有时又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减序的反文化对文化的威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诱导、激发了与这种变化方向相反的有序化过程的出现，成为新的有序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即反文化既反对文化，又通过违反生产文化，这就是文化与反文化的辩证法。　　反文化虽然可能是激发文化生生不息向上的动力之一，但是从整体上讲，它毕竟是一种损害社会机体及其正常运行的消极现象，所以要尽量采取措施，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立足社会生活的实际，建立为社会认可的宣泄和替代机制、把握文化创新的质量和速度、健全文化管理和反文化预警机制以及加强制度建设和德性教育乃是当务之急。　　以上对反文化的哲学考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人类生活中的消极面和阴暗面。但我们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渲染痛苦或制造悲剧效应，而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直面现实生活本身，弥补思维中缺失的维度，从而有利于正本清源和先进文化的识别，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意图的实现。此外，从理论上看，研究反文化开拓了文化研究的新视域，提出了地方志记录的新课题，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的深入理解，也有利于社会学研究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