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亭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位于安庆府城西门外岗地,南滨大江,北望龙山,境界雄伟。其后数百年间,大观亭经历了多次废毁重建,其建筑规模逐渐扩大,功能意象亦不断充实演变。大观亭的营建与余阙纪念直接相关。元末安庆守将余阙坚守安庆城、抵御红巾军,最终孤军无援,城破自刎“死节”。红巾军将领陈友谅感念其忠义,求尸敛葬于安庆西门外。随后元、明官方追封余阙“忠宣”谥号,安庆城内城外多处为其修墓、立碑、建庙。安庆地方官府还陆续修建正气楼、忠臣庙、烈夫人祠等,对追随余阙的守城尽节者一并予以纪念。余阙作为“忠义”的象征,其归葬之地则成为后世各级官府表彰忠烈的首选场地。嘉靖四年（1525）,安庆知府陆钶凭吊余阙墓,择墓旁高地增筑大观亭。随后至明末,士绅凭吊不歇,大观亭逐渐成为安庆府城余阙纪念和“忠节”祭祀的主场。自新建以来大观亭屡遭兵燹。明清鼎革之际大观亭首次完全被毁,至康熙年间始得重建。随着清初江南分省,以大观亭为中心的纪念建筑修复及祭祀活动恢复受到了操江巡抚、安徽巡抚、安庆知府和怀宁知县等不同层级政治力量的关注和推动。咸同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安庆,大观亭再次毁于战火。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陷安庆后,在安徽巡抚彭玉麟、布政使吴坤修的主持下大观亭得以再次重建。重建的大观亭区域先后恢复了余阙墓、祠、庙等原有建筑,还新筑了上达楼、望华楼等纪念设施,形成以大观亭为中心的一组纪念性建筑群。清末民初,大观亭区域新增徐锡麟陈列馆和皖江九烈士墓,“忠节”精神在大观亭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大观亭四百余载建筑层面历史表征的演进之外,其景观意象的历史本相也在不断丰富和变迁。大观亭最早的空间记忆即是来自余阙“死节”精神的追述与承继。明清朝廷对忠义精神的褒扬、对“忠节”之士的推崇,都使得地方官员有意识地借助大观亭作为宣扬“忠、孝、节、义”儒家伦理的教化之地,也不断地通过大观亭的新建、重建、修葺以及定期祭祀活动来构建自身的政治形象和施政业绩。与此同时,从明后期开始,游憩功能逐渐进入到大观亭的纪念空间。游宦、士绅游览大观亭渐多,在凭吊余阙的过程中寄情于景,留下大量诗文佳作。尽管明末清初大观亭遭兵燹毁而复葺,但在清初安庆方志中“大观远眺”依然被列为府城“十二景”之一,进入重要的地方文化景观序列。随着文人墨客的纷至踏访,大观亭成为当地士人雅集的重要场所。普通民众也进入这一休憩空间,如上巳节踏青、天中节观龙舟以至夏日消暑纳凉等,不一而足。大观亭成为集官府政治、士绅文化、民众民俗为一体的多元空间。受余阙纪念、文人书写、地方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作为景观的大观亭声名播迁。虽经咸同兵乱再遭焚毁,大观亭的景观意象和文化记忆却经历了一次升华。随着同治光绪年间大观亭建筑群的恢复和再度崛起,至清末民初,承载着忠节纪念、游憩题咏功能的大观亭,已然变成了整片建筑、纪念与游览空间的代名词,号为“皖江第一名胜之区”,成为安徽省城乃至长江中下游的胜景地标。通过对史志文献的考察分析可见,明清时期安庆地方社会各阶层极为重视对大观亭政治与文化空间的营建,多次重建、数次修葺、几次扩建。具体而言,以明清安庆知府和清代安徽巡抚、布政使为首的地方名宦力主推动建筑群和“忠节”纪念设施建设,以地方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各界文人士绅直接参与了文化象征性的构建,而普通民众渐次广泛进入游览则直接推动了风景名胜区地位的确立。通过考察大观亭意象变迁与地方社会各阶层的互动过程,可以更清晰地认知大观亭景观的形成演进脉络及其对安庆地方社会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