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曾经历广泛而又漫长的争论,如今,注册制已是大势所趋并已进入了立法规划。同时,市场已经基本厘清了注册制与核准制的主要区别,并对注册制的基本特征有了认识和了解。2014年IPO的再度重启以及证监会一系列监管政策的调整使资本市场重新充满了活力,也使市场的各中介机构面临了更多机遇与挑战。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核心在于强制信息披露及风险提示,是一种注重事前信息披露和事后处罚的发行审核制度。作为证券市场看门人的各中介机构是强制信息披露的核心环节。看门人能从公司治理之外的角度监督公司并防止证券欺诈,其为发行人减少融资成本,也为投资者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同时承担着服务客户与保护投资者两方面的责任。在传统的看门人理论中,看门人应当是独立的中介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向市场做出详尽准确的信息披露,并依靠自身在市场中重复劳动积累的声誉资本为发行人提供担保,在存在虚假信息时需要向投资者或者监管部门进行揭露和报告,从而保护市场中信息不足的投资者。看门人理论认为,看门人之所以能够有动机为了保护市场投资者并进行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是因为看门人害怕损失其长期积累的声誉资本。在声誉资本的损失与合谋获利之间,看门人会进行理性的利弊分析。但是,随着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协助安然公司进行财务造假以及世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对垃圾次级债券做出了错误评级的现实为人们所熟知,看门人是否能真正起到保护市场投资者的作用这一问题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声誉资本这一看门人理论的基石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质疑。声誉资本理论存在几点缺陷。首先,从本质上来说看门人行业的付费机制将导致利益冲突,这一利益冲突很有可能导致看门人为了服务费用而放弃自身的声誉资本。其次,看门人行业存在的垄断亦可能影响声誉资本发挥作用,因为在高度垄断的市场中,由于缺乏竞争,看门人可能没有动机去维护自身的声誉资本,而互相默契地以一种较低的标准来对市场进行披露。最后,单一客户实践理论认为,看门人机构中的某一合伙人由于自身的声誉资本相对大公司客户给予的付费来说显得微不足道,而失去某一大客户可能就意味着失业,因此单一合伙人很可能受到大客户的影响而放弃其声誉资本,从而进一步影响到看门人机构。看门人面临的声誉资本失灵以及独立性无法得到保证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看门人行业的付费机制引起的。由于传统的付费机制始终都是由发行人或者说公司向看门人付费,即公司雇佣看门人对自己进行监督,因此看门人存在与其客户共谋进行虚假不实披露的动机,并在该等共谋行为所获利益可能大于潜在损失时倾向于与客户进行共谋。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委托关系,重构一个强大的独立委托人来聘用看门人,以使看门人不受利益冲突的影响。随着商业的发展,律师不再仅仅参与诉讼辩护,而更多地开始发挥其文字能力的优势,为商事交易提供法律服务,同时,律师也开始在证券业务中发挥作用,但由于其传统观念上为客户进行辩护并忠于客户的形象,其是否应当作为市场看门人始终存在争论。律师行业基于自身职业特征提出了抗辩,认为其不应当成为市场的看门人。这些抗辩的理由包括:律师的揭露报告义务将会僵化律师与客户之间的沟通;律师应当始终忠于其客户,而向投资者进行披露并承担一定的义务显然与忠于客户相违背。事实上,律师的揭露报告义务并不会减少律师与其客户之间的交流,并有可能增加律师在其客户面前的话语权,同时,律师对于客户的忠诚程度本身就受到限制,比如在客户行为将会损害他人人身安全时,律师有义务不为其客户保守秘密。证券律师符合看门人职业的基本特征,且任何职业都有其多面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律师行业在获得更多商业机遇的前提下,理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证券律师在资本市场获得的商机也促使其应当对市场和投资者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更进一步地说,证券律师是一个有别于其他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职业,其应当有自己独特的履行看门人职责的标准。这些标准具体包括尽职调查、独立性、保证义务以及揭露与报告义务。以传统的看门人理论以及看门人理论在证券律师行业的应用为理论铺垫审视我国证券律师的看门人职责可以发现,我国证券律师行业同样存在着看门人理论中声誉资本及独立性受影响的问题,且同时面临着我国特有的发行审核制度以及“保荐人牵头”制度带来的其他问题。由于现行的保荐人牵头制度,证券律师无法在执业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了保荐机构的附庸。另一方面,由于准入门槛低,激励措施不足,证券律师在声誉资本积累上做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声誉资本尚无法成为我国证券律师保护市场投资者的动机。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根本上改变格局以解决证券律师的独立性问题。首先可以区分披露事务律师与交易事务律师,分别负责发行人披露信息的事务与交易结构的事务,但此种方式仍然存在由发行人向披露事务律师付费的问题。其次,还可以重构一个强大的委托人,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委托关系。比如,由证券交易所聘请律师,从而将证券律师与发行人进行隔离,改变传统的由发行人向证券律师付费的机制。但此种方式的改革较为剧烈,且同时存在其自身的问题,因此不妨作为注册制改革完成后证券律师进一步变革的方向。在以上设想可能暂时无法实现的前提下,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注册制改革的趋势,本文建议,要改进证券律师行业,首先需要改变“保荐人牵头”模式,使各中介机构平等竞争,并使证券律师有机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其次应当明确证券律师的尽职调查标准,区分对各行业发行人信息披露的要求,厘清证券律师与其他中介机构的职责范围与法律责任,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并增加证券律师与公司合谋欺诈或者不实、误导披露的法律成本。最后,提升律师协会在其中的作用,加大正面激励和反面惩罚措施;赋予证券监督部门更多地进行事后执法的权力,对证券律师与发行人合谋的虚假或误导性陈述进行惩罚;同时,还应当进一步促进证券交易所的独立,使市场真正在监督公司方面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