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新的法律问题不断产生,这就要求对原有的法律制度做出适当的解释或调整。人工智能技术是一个渐进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现阶段,人类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生成文字性内容,音乐性内容及美术性内容等。版权法作为技术之子,对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问题在版权法领域内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需要做出适当的回应。这其中,首先需要回应的问题便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问题及版权归属问题。以这回应两个问题为前提,方可回应后续的具体相关内容权利归属安排问题。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问题,即其生成内容是否可以构成版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问题,学界目前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争议,但是基本可以分为三类,即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从创作原理上讲,人类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者和使用者,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内容有一定自主性,但其离不开人类对于内容范式的预设,在创作过程中也离不开人类的对于素材的选择和编排,因而肯定其作品属性在事实层面是可行的。从法教义学的角度讲,构成作品要求其具备独创性,可复制性的构成要件。在判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独创性时,以往的观点认为由于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因而否认其独创性。但从学理上讲,现有法律并没有规定创作主体是否必须为人,因而宜回避创作主体标准,直接判断其创造性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至于其可复制性问题,在网络时代,任何类型的内容都是可以用“0和1”来表达,这类生成内容具备可复制性是毫无争议的。此外,从促进技术发展、激励创造以及不肯定其可版权性所可能引发的机会主义行为问题的角度来讲,认定其可版权性问题也很有必要。在肯定其可版权性问题之后,另外需要回答的问题便是:这种权利归属问题该如何认定。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体虽然可以对权利归属做出回应,但是这将对我国民事主体制度造成很大的冲击,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也有学者主张,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权利归属于公共领域,但是这与版权法律制度中的激励原则相悖,无论是对于文化市场的繁荣要求还是对于刺激技术的发展都没有正向作用,更谈不上对于创作主体的激励作用了。认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首先需要正确认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如果把这种关系定义为工具关系,这种归属问题因而可以从现有的版权法上得到很好的解释。此外,认可这种工具关系,对与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以及刺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都有很好的激励和促进作用。基于这种工具关系,回应权利归属问题,首先即应在法律上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讲,自然人作品和法人作品条款应当对此做出相关回应。从原有法定作品类型角度来讲,职务作品,合作作品及委托作品相关条款宜做出适当补充及合理解释。由此,从可版权性问题出发到权利归属问题的认定,再到权利归属具体安排都可以由这种工具关系的认定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