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论述熊十力的佛学思想。熊氏一生援佛入儒,扬儒抑佛,虽对印度佛学多所批判,实则,他的哲学体系中有取于中、印佛学思想资源处甚多。学术界一般认为,熊氏是站在本土传统佛学的心性本觉思想以及原始儒学的自然本体论(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宋明理学心性论的立场上,改造、吸收部分法相唯识学的思想,并运用空宗遮诠的手段(以破相显性),建立起他以体用相即为核心思想的哲学体系的。 本文研究认为,对熊氏佛学思想的更准确评价应为: 一、熊氏以自家的本体论思想,系统地曲解了印度大、小乘佛学的一些核心名相,避免其业力轮回、解脱出世的主要宗教信仰观念,代之以传统儒家的内在超越理想。 二、本文主要创新点之一:熊氏的即体即用的哲学体系中体现了华严宗法界缘起的义理,突出其事事无碍法界的思想旨趣。斯可谓甚深微妙,广大圆融,穷于赞叹,这完全符合熊氏体系的“相即不二”之理论特色与其本人的精神气质。他也正是立足于此,判评宋明理学,尤其二王的思想。进而对学界以“一心开二门”、“本体宇宙论”的模式概括熊氏佛学及其整个哲学体系的思想特征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本文主要创新点之二:熊氏的哲学论著中在在突出的刹那义,实际构成了他的哲学本体论乃至认识论的基础,而这与舍尔巴茨基所分析的印度瑜伽行派晚期的陈那、法陈的因明学认识论思想基础极其类似。熊氏由此打通了中印思想的各自核心层面,为自己所宗奉的传统的原始儒家及新儒学(宋明理学)找到了更加坚实的本体根基,在此基础上,他成立自家的翕辟成变义及体用相即义,对破物质、时空、因果、规律等一系列科学理性主义的核心范畴,为他的诗性哲学精神廓清了场地。而熊氏哲学体系的三分模式、五范畴论、性智与量智的思想,都可以在因明学的现比二量、因三相等认识论思想中找到根源。而熊氏对法相唯识学的主要态度是破而不立,未能有效组织入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