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对泰国和中国广东不孕症妇女的调查问卷研究两地区不孕症妇女的中医体质、中医证型分布,以及其影响因素,并分析其相关性。研究两地不孕症妇女的生活习惯、饮食、性格等与体质的相关性。并探讨岭南罗氏妇科诊治不孕症的思路,以促进中医药治疗不孕症在泰国的发展。方法收集2018年3月-2018年12月于泰国①清迈府Maharaj医院;②曼谷华侨中医医院;③北大龙府北大龙医院中医系;④东北地区中医诊所;⑤东方地区德明中医诊所就诊的患者。中国广东于①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门诊;②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妇科门诊就诊的患者,所有患者均已通过诊断标准,确诊为不孕症患者,符合纳排标准,可纳入为本研究的对象。调查方式采用面对面的问卷调查。调查问卷表由自编的《女性不孕症调查问卷》和中华医学会正式发布的《中医体质调查量表》组合而成。问卷回收后,通过《中医体质分类判定标准》和《中医妇科学》进行体质及中医类型分析,将所有数据输入Excel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IBM SPSS 24.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满足正态分布采用天±s描述,同时满足方差齐性的两独立样本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否则用非参数检验。使用Pearson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对两地区数据进行各观察因素多组间频率或构成比的比较;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多观察因素的相关分析,均已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此外,选用就诊次数大于3次以上或经过治疗后已怀孕患者的病案进行数据挖掘工作。使用Excel软件建立以及整理数据,整理内容包括患者的基本信息、现病史、中-西医诊断、证型、处方。在整理上述数据的同时进行中药名整理,数据库构建完成后,使用IBM SPSS 24对药物进行频次和聚类分析;使用IBM SPSS Modeler 18软件对药物进行关联规则分析。结果:本研究同期共收集2018年3月至2018年12月在中国广东与泰国被诊断为“女性不孕症”的患者的相关调查问卷885份,其中有效问卷821份(中国广东512份,泰国309份)。中国广东不孕妇女的年龄中位数为33岁,年龄最大为48岁,年龄最小为20岁;而泰国的年龄中位数为34岁,年龄最大为48岁,年龄最小为21岁。1.中国广东与泰国两地区不孕症妇女的基本因素对比:两组的年龄、常吃食物类型、吸烟习惯、家庭类型及夫妻关系、周围人对生育渴望分布情况均相同(均P>0.05)。两地差异显著(均P<0.05)则有以下11方面:①BMI:两地的BMI正常者均超过60%(中国广东为63.5%,泰国为61.5%),而BMI偏低者,中国广东组>泰国组(20.5%,14.9%),BMI偏高者,泰国组>中国广东组(23.6%,16%);②居住地:属“城市”者,中国广东组>泰国组(86.1%,64.4%);③受教育程度:两组均以“本科”教育居多(中国广东组为45.1%,泰国组为52%),而排第二的中国广东组为“大专”(26%),泰国组为“硕士以上”(24.3%);④职业:中国广东组以“公司职员”居多(34.6%),泰国组则为“公务员(32.0%);⑤饮食:中国广东组“清淡”口味最多(30.9%),而泰国组“辛辣”口味较多(30.4%);中国广东组经常吃“温热汤类”为多(62.9%),泰国组以“生冷”食品为多(43.0%)。中国广东组喝“常温饮”最多(60.0%),而泰国组以“冷饮”为多(53.4%)。中国广东组吃“温性”饮食居多(89.8%),而泰国组以“凉性”饮食为多(66.0%);⑥睡眠:泰国组比较早睡,46.3%泰国组妇女入睡时间为11点之前,而57.6%中国组妇女入睡时间为11-1点;泰国组睡眠质量“好”(90.1%)高于中国广东组(16.2%),中国广东组睡眠质量“差”(16.2%)高于泰国(12.3%);⑦烟酒:泰国组有喝酒习惯的为20.7%,高于中国广东组(1.4%)。中国广东组配偶有吸烟习惯(34.2%)高于泰国(16.5%);⑧体育运动:泰国组少运动的(82.2%)高于中国广东组(73.0%);⑨生育期望值:本人对生育渴望程度达到“十分”者,两组均为50%以上(中国广东组为53.9%,泰国组为56.6%),程度为“极其”者,中国广东组(38.3%)高于泰国组(25.6%),程度“一般”者,泰国组(17.8%)高于中国广东组(7.8%);⑩性格:中国广东组“急躁易怒”为多见(38.3%),泰国组以“平和开朗”较多(42.7%);(11)生活压力:中国广东组(81.3%)明显高于泰国组(52.4%),中国广东组以“家庭压力”为最多(32.2%),而泰国组的以“工作压力”为多见(26.8%)。2.中国广东与泰国两地区不孕症妇女的经带情况对比:两地区有一些显著性差异(均P<0.05):中国广东组的月经异常以月经后期为多见(29.7%);泰国组则以痛经为多见(49.2%);泰国组带下异常(26.9%)高于中国广东组(14.3%);泰国组未检查妇科疾病者(37.5%)高于中国广东(7.2%);已发现的妇科疾病,中国广东组以子宫内膜异位症为最高频率,泰国组最高频率为PCOS。3.中国广东与泰国两地区不孕症妇女的孕育相关因素对比:两地区亦有一些显著性差异(均P<0.05);中国广东组以继发性不孕症为多见(61.1%),泰国组则多为原发性不孕症(69.9%);中国广东组的平均病程为2.76±2.210年,不孕病程最长为15年。而泰国组的平均病程为4.66±3.73年,不孕病程最长为20年;中国广东组病程为1年的例数最多(33.2%),泰国组则以病程5年居多(40.1%);中国广东组性生活频次以1次/周为多见(51.9%),泰国组为2-3次/周(42.1%);对于是否采取避孕措施,两组从未避孕者均达半数以上(中国广东组为55.1%,泰国组为58.3%),曾采取避孕措施的夫妇,中国广东组以用避孕套为多见(39.1%),而泰国组以女性口服避孕药为主(31.1%);泰国组未检查不孕原因(39.8%)例数高于中国广东组(9.6%);已查出不孕原因者,两地以排卵功能障碍排第一(中国广东组为56.3%,泰国组为39.5%),其次为输卵管因素(中国广东组为24.4%,泰国组为23%);中国广东组已进行系统治疗者(82.4%)高于泰国组(50.5%);其中,选用ART治疗,中国广东组(33.6%)高于泰国组(28.8%)。4.中国广东与泰国两地区不孕症妇女的中医证型分布对比:两地区不孕症妇女的体质分布有显著性差异(P<0.001),中国广东组中医证型分布排序为肾气虚证(35.2%)>肝气郁结证(22.5%)>肾阴虚证(21.1%)>肾阳虚证(8.0%)>痰湿内阻证(6.8%)>瘀滞胞宫证(6.4%)。泰国组中医证型分布排序为肝气郁结证(33.9%)>肾气虚证(22.7%)>肾阳虚证(17.5%)>肾阴虚证(11.3%)>痰湿内阻证(9.4%)>瘀滞胞宫证(5.2%)。5.中国广东与泰国两地区不孕症妇女的体质分布对比:两地区不孕症妇女的体质分布有显著性差异(P<0.001),中国广东组体质分布排序为:阳虚质(43.9%)>血瘀质(42%)>气虚质(40.4%)>痰湿质(31.6%)>气郁质(20.7%)>阴虚质(17.4%)>湿热质(9.8%),未见特禀质。其中,单种体质为33.6%,复合体质为66.4%;偏颇体质占89.3%;泰国组体质分布排序为血瘀质(57.9%)>阴虚质(31.1%)>痰湿质(27.8%)>阳虚质(21%)>气郁质(19.4%)>气虚质(18.1%)>湿热质(16.2%)>特禀质(1%)。其中,单种体质为35.3%,复合体质为64.7%;偏颇体质占84.5%;两地区均为偏颇质多于平和质。6.中国广东与泰国两地不孕症妇女的偏颇质影响因素分析:年龄、BMI、居住地、生活压力、性格、睡眠质量、体育运动均与偏颇质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P<0.05)。①年龄:40～岁的不孕症妇女发生偏颇质为20～岁的9.04倍(95%CI1.56,52.38);②BMI:BMI过高的患者发生偏颇质为BMI正常的2.24倍(95%CI1.13,4.47);③居住地:城市妇女发生偏颇质为农村妇女的1.63倍(95%CI1.03,2.58);④生活压力:生活压力大的不孕症妇女发生偏颇质为无生活压力的2.02倍(95%CI 1.33,3.09);⑤性格:“急躁易怒”者发生偏颇质为性格平和开朗的2.18倍(95%CI1.35,3.52),“沉静内向”者发生偏颇质为性格平和开朗的2.27倍(95%CI 1.43,5.15),“抑郁寡欢”者发生偏颇质为性格平和开朗的3.74倍(95%CI 1.55,9.00);⑥睡眠:睡眠质量好的患者发生偏颇质低于睡眠质量一般的63%(95%CI0.23,0.58)。从AUROC可认为本模型拟合后类别预测标确率为73.9%,说明本模型能预测不孕症妇女的偏颇质准确为73.9%。7.中国广东不孕症妇女的偏颇质影响因素相关分析:BMI、生活压力、性格、睡眠质量及体育运动均与中国广东不孕症妇女偏颇质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P<0.05)。①BMI:BMI偏高者发生偏颇质为BMI正常的5.61倍(95%CI1.33,23.73);②生活压力:生活压力大者发生偏颇质为无生活压力的2.61倍(95%CI1.42,4.78);③性格:“急躁易怒”者发生偏颇质为性格平和开朗的2.94倍(95%CI1.47,5.86),“抑郁寡欢”者发生偏颇质为性格平和开朗的3.30倍(95%CI1.21,8.98);④睡眠质量:睡眠质量好发生偏颇质低于睡眠质量一般的70%(95%CI 0.16,0.56);⑤体育运动:有运动习惯者发生偏颇质低于没有运动习惯的44%(95%CI0.31,0.99)。另外,从AUROC可认为本模型拟合后类别预测标确率为74.5%,说明本模型能预测中国广东不孕症妇女的偏颇质准确率为74.5%。8.泰国不孕症妇女的偏颇质影响因素相关分析:性格和睡眠质量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①性格:“沉静内向”者发生偏颇质为性格平和开朗的5.03倍(95%CI 1.46,17.27);②睡眠质量:睡眠质量好者发生偏颇质低于睡眠质量一般的50%(95%CI 0.26,0.96)。从AUROC可认为本模型拟合后类别预测标确率为72.2%,说明本模型能预测泰国不孕症妇女的偏颇质准确率为72.2%。9.关于岭南罗氏妇科罗颂平教授对不孕症患者的诊治思路,本研究收集不孕症患者病例共201例,具有一共986张处方,证型频率最高前10个证型为①肾阴不足证;②肾气虚证;③肾虚血瘀证;④肝郁肾虚证;⑤脾肾不足证;⑥痰湿证;⑦虚热证;⑧血瘀证;⑨肝郁证;⑩气阴不足证。在986张处方中,具有152味药物,出现频率高的前40名,大部分是在妇科常用的处方中具有的药物,如菟丝子、桑寄生、续断可见于寿胎丸;当归、熟地黄、川芎、白芍见于四物汤;党参、白术、茯苓、甘草见于四君子汤;柴胡、当归、茯苓、白芍、白术、甘草见于逍遥散等。在药物关联规则,发现支持度和置信度高的药对如:菟丝子-桑寄生;菟丝子-山药;菟丝子-续断;续断-桑寄生;续断-山药;山药-桑寄生;女贞子-白芍;女贞子-山药;女贞子-续断;女贞子-菟丝子;菟丝子-山药-桑寄生;菟丝子-山药-续断;续断-桑寄生-山药;女贞子-菟丝子-白芍;女贞子-菟丝子-桑寄生等。10.使用SPSS 24的聚类分析对出现频数大于等于50次的药物进行聚类分析为4组:①C1组包括:续断、桑寄生、山药、菟丝子、覆盆子、女贞子、白芍、枸杞子、石斛、黄精、山茱萸、地骨皮、旱莲草、酸枣仁、荔枝核、橘核,大部分药物属于补益固肾之品;C2组包括:白术、党参、黄芪、芡实、金樱子、甘草,出现的药物属于健脾益气之品;C3组包括:川芎、法半夏、香附、陈皮、苍术、鸡血藤、丹参、牛膝、赤芍、郁金,出现的药物可分为祛湿化痰和活血理气之品;C4组包括:合欢花、素馨花、柴胡、巴戟天、当归、茯苓、熟地黄、石菖蒲、远志,出现的大部分药物是调理肝气养肝血之品。这些出现的药物均属于罗颂平教授在治疗不孕症常用药物,可是在临床上罗颂平教授因经验丰富,诊治有序,用要灵活,善用南药,疗效极佳。结论:1.中国广东与泰国两地区不孕症妇女的体质分布情况有差异性。具体而言:两地区均为偏颇质多于平和质:中国广东组体质分布依次为阳虚质>血瘀质>气虚质>痰湿质>气郁质>阴虚质>湿热质,未见特禀质;泰国则为血瘀质>阴虚质>痰湿质>阳虚质>气郁质>气虚质>湿热质>特禀质。2.中国广东与泰国两地区不孕症妇女的中医证型分布情况有差异性。中国广东组中医证型分布依次为肾虚证>肝气郁结证>肾阴虚证>肾阳虚证>痰湿内阻证>瘀滞胞宫证。泰国组中医证型分布依次为肝气郁结证>肾气虚证>肾阳虚证>肾阴虚证>痰湿内阻证>瘀滞胞宫证。3.对于不孕症妇女偏颇质的影响因素分析,提示年龄、BMI、居住地、生活压力、性格及精神状态、睡眠质量、体育运动均对两地区不孕症妇女偏颇质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广东组偏颇质与BMI、生活压力、个人性格及精神状态、睡眠质量及体育运动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泰国组的偏颇质与年龄、个人性格及精神状态及睡眠质量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各模型拟合后类别预测准确率均高于70%。4.中国广东与泰国两地区中的各因素对比,虽然年龄、体重、常吃食物类型、吸烟习惯、家庭类型及夫妻关系、周围人对生育渴望分布情况均类似;但在BMI、身高、血型、居住地、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喜欢吃的口味、常吃的食品类型、常喝的饮料类型、饮食属性、入睡时间、睡眠时间、喝酒习惯、丈夫的吸烟习惯、体育运动、自己的生育渴望、性格及精神状态、压力及压力类型、月经情况及异常类型、妇科疾病和妇科问题类型、白带情况、不孕症类型、不孕病程时间、避孕方式、性生活频次、妇科及不孕检查、不孕症原因、体质类型、中医证型分布情况均不相同。5.岭南罗氏妇科流派第三传人罗颂平教授,对不孕症患者的诊断治思路具有鲜明特色:首先辨病辨证,明确致病原因;治疗以调经助孕为主,注重调和阴阳平衡,重视补肾调肝健脾,以达到阴平阳秘为目的。罗颂平教授临床经验丰富,不仅用药灵活,善以南药为用,以助孕种子为目标,以寿胎丸、二至丸、四君子汤、四物汤、逍遥散等为基础方,随证加减药物,临床疗效颇佳。6.对于泰国不孕症妇女的诊疗思路,需根据中医“三因制宜”来进行详细诊治。注重当地的地理环境特点;患病时节、气候;患者个人的体质、生活方式等。只有因人因时因地,才能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