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案件频发,亟需对该类犯罪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包括破坏森林植物和破坏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呈现出犯罪的隐蔽性与偶发性并立、犯罪规模化、人员复杂化以及犯罪手段高科技化的特征,给我国打击该类犯罪带来了线索收集难、调查取证难等难题。我国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刑事立法的缺漏、刑事司法的认定疑难以及民刑衔接、行刑衔接的薄弱。在刑事立法方面,现行刑法第341条、第344条、第345条和第346条规定了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依据,但法律规范中缺乏对生态法益的重视、缺少对非刑罚处罚方法的规定,且相应的法定刑设置较轻。在刑事司法方面,实践中对该类犯罪主体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罪与非罪认定模糊,以数量为量刑标准的裁量依据过于简陋。在民刑交叉、行刑衔接方面,我国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刑事立法与公益诉讼制度的多源线索收集模式脱节,刑法具体条文中也没有体现新《森林法》确立的“商业林与公益林分别管理”的差异化管理原则。与此同时,森林公安存在的人员短缺、法律素养不高等执法难题也是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发生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针对以上现实难题,通过采用以刑法典为核心、单行刑法为补充的立法模式增加“补植令”、“抚育令”等非刑罚处罚措施以及优化刑罚标准可以有效弥补刑事立法的漏洞。细化、明确案件的量刑标准、对情节严重和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破坏森林资源犯罪行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破解该类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题。最后,厘清森林公安的执法权源、完善内部管理与监督机制、提升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创新森林公安的执法方式,及时发现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避免其进一步恶化为犯罪。只有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才能寻求我国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刑法规制难题的破解之策,这也是实现我国在环境资源和生物安全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