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风云激荡，社会发生着重大变化：正由旧全球化时代转向新全球化时代，由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如何从理论上解答这些转变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文章以西方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鲍德里亚的后期思想为直接剖析对象，立足于当今时代的重大问题，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理论分析和建构。 鲍德里亚前期思想总体上试图努力走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时，又不断地改造和调整这条路线。他在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解读社会的重要理论范式的同时，又认为很多新的现象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界。必须用一种新路径、新理论——符号化理论——来解释这些新现象，但是鲍德里亚不是用这种新的途径和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来弥补其“不足”。可是他在用这种新路径、新理论来剖析现代社会时越发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错误”的，结果走向了与其完全决裂的道路，并进而与现代社会包括自己彻底决裂，走向了历史终结和虚无主义，这就是其后期思想。从理论逻辑上说，其后期思想主要分为以下几步。 首先，消费社会的到来为符号解释路径打开了入口，这是其后期思想的前奏。他认为社会由生产社会转向了消费社会，这是其引入符号路径的现实条件，也是其“背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入口。既然是消费社会，那么如何刺激、引导和创造消费就成了第一要务，要刺激、引导和创造消费就要对物进行符号编码。其次，符号编码创造并实现着等级、个性和差异，再加上广告传媒的作用，符号实现了对社会的彻底统治。鲍德里亚通过这两步把符号推向了社会场景的中心。但是鲍德里亚引入符号理论的初衷是建立一个解释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而结果却沦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同谋。因此，他要竭力走出这种符号统治的境地，打破符号的牢笼。这正是其下面两步的所要完成的任务。再次，“象征交换”——鲍德里亚走出符号统治的路径。引入象征交换是其走出符号统治的理论探索和尝试。他希望通过这种反理性、反生产、反政治经济学的持续的、互惠的和可逆的交换性的交换的引入能为符号禁锢的当代社会找到出路。然而，这种努力使他更加失望，走出符号统治的努力却恰恰更加精细地证明了符号之网对社会的操纵——社会是电子符码的意象。最后，电子符号导致了超真实世界的产生和真实世界的消亡。鲍德里亚认为所有的电子符号都是无差别的“0”和“1”的复合物，所有事物都是同一类电子符码的意象，因此所有事物之间的界限都不再存在，都处在“超事物”（一切事物都是其他任何事物）、“超领域”（一切领域都是其他任何领域）的“内爆”（事物打破自身的疆界）状态，现代性、辩证法、他者等等一切事物，以及整个社会、历史正在这种内爆中坍塌和终结，一切都正化为虚无。 通观鲍德里亚后期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出，其后期思想的核心是社会符号化问题。其一，符号是其理论的切入点；其二，符号是其理论演变的基础。对符号本身理解和建构的变化是其整个理论体系演变的内在根据，其理论的演化就是符号自身的演化。因此，把握其理论体系中符号的演变是把握其整体思想的根本和途径；其三，符号的介入为鲍德里亚的理论偏离、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并彻底陷入虚无主义打开了大门；其四，媒介批判是鲍德里亚分析当代社会的重要视角，而符号学批判是其媒介批判的根基，从符号学出发才能更准确、深刻地理解其媒介思想。社会符号化问题也是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该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认识：其一，科技革命大大促进生产的进步，使人类逐渐摆脱贫乏状态，由贫乏到相对富足的转变，使消费的地位必然上升；其二，产品的丰富甚至过剩使广告等促进消费的手段不断涌现，使产品编码成为可能和必要；其三，电子信息技术的产生、发展使信息的制造、复制和流通更加快速便捷，加速了符号化；其四，在非对称的信息传输和劳动异化中，日益丧失主体性的人逐渐沦为消费的机器；其五，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需要。 对于社会符号化问题，鲍德里亚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刻剖析，这些剖析既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又包含着致命的缺陷。就符号化的现实根基而言，鲍德里亚虽然看到了生产社会是消费社会的根基，生产是消费的前提，但是这只是就生产社会是导致消费社会的前提原因的角度而言的。因此，在他得出消费社会的结论后，尽管生产仍然存在，但其地位、作用已经被他完全抛弃。也就是说，在鲍德里亚的视野中，生产社会在生产了消费社会后就“功成身退”了．就符号学方法的运用而言，鲍德里亚找到了一个分析当今社会的新的视角，对于深刻透视时代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其理论失去了生产社会和生产的根基，谁来编码？怎么编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他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其符号学基础上的理论谋划又不能不成为一场在没有底版的舞台上演绎的一场精彩的舞蹈。就技术媒介形式的作用而言，鲍德里亚看到了技术媒介对社会的重大影响，因此，他非常重视从媒介形式的角度剖析社会。但是他把这种作用夸大了，把媒介形式视为社会变化的最终源泉和决定力量。就拜物教而言，他揭示了符号拜物教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把这种拜物教视为合理的存在，而没有看到它只不过是人自身发展中的一种状态或阶段而已，从而自己也沦为了这种拜物教的附属品。总之，其理论光芒成就了其在西方后现代主义领域中的教父地位，但其缺陷也必定使其理论沦为无根的漂泊的新文化观，他本人也陷入找不到出路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境地。 作为一个彻底的后现代主义者，鲍德里亚理论的反现代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其理论在反大写理性、大写主体性的同时，他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相同的是都看到了“主体际问题”——现代主义的盲区，不同的是他认为主体际问题是通过符号编码的意义区别体系解决的（哈贝马斯是通过设定理想的语言环境下的交往、卡尔那普通过坚持物理主义语言远高于私人语言、拉卡托斯通过提倡科学纲领方法论来解决主体际问题）。 对于社会符号问题，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没有建立完整的、系统的符号学理论。但是，他对个别符号（货币、语言）的分析已经明晰地展现出了他的符号学理论的原则、结构、主线和轮廓：符号是在劳动实践中创造、演变的，劳动实践是其根基、基础，是其立足之地。任何脱离这种根基的企图都会把符号推向歧途和神秘。符号产生于、服务于、被规约于社会实践。从社会实践出发理解符号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和路径。 但是，当今时代和马克思那个时代毕竟有很大不同，从某个角度说，今天是一个符号化社会，如何理解当今的符号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这关系到我们能否科学、深刻地把握当今社会。如何把马克思对个别符号的分析的特殊推向一般，也就是让马克思在具体领域（货币、语言）的符号学思想在新的时代出场，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为了把马克思符号学思想推向当代，笔者竭力试图在交往实践的基础上重建符号化理论。交往实践是马克思实践观在新全球化时代的出场形态，同时又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智慧和长处。站在交往实践的基础上不仅能够把鲍德里亚的符号学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优势纳入近来，而且能把马克思的个别符号理论推向一般。 和过去的符号化理论相比，笔者把在交往实践基础上重构的符号化理论姑且称为“广义符号化”理论。这种理论立足于“主体——客体——主体”的新理性观之上，以交往实践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