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霍布斯鲍姆((E.Hobsbawm)和朗格(T.Ranger)的发明传统理论(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与格尔茨((Geertz,c)的文化解释理论(The interpretation or culture)相结合,解析在韩国水原近郊农村古索洞的民俗拔龙绳仪式的传承。论文共分为六个章。在第一章主要提出论文的研究对象、主题、目的及方法等。古索洞位于水原市近郊的城乡结合部。2000年笔者进驻该村进行田野调查(field work)的时候,该村南部还保留着大片农田,但现已被征用为工业园区。村庄目前还依然保留并传承诸多传统文化元素,每年村民自发组织各种活动,包括元宵节传统的"民俗拔龙绳"仪式。霍布斯鲍姆和朗格的发明传统理论,为解释该村复原传统的"拔龙绳"仪式提供了理论基础;格尔茨的文化解释理论为其奠定了传承理论依据。在第二章阐明了传统的"民俗拔龙绳"仪式传承的文化空间特点。一是水原市,二是古索洞。水原市,是京畿道的首府,位于韩国首尔市的南部,离首尔有40多公里,现水原市以"孝"文化和古城墙"华城"为基础,规划建设历史文化特色名城。古索洞,位于水原市的最南端,单从气候条件来考虑,此地显然是个天然的鱼米之乡,但因黄海的逆流淹没农田,发展受阻。到了近代以后虽有些好转,又因位于村东的水原军用机场对周边村庄的限高令,发展迟缓。尽管如此,受韩国农村大开发和城市化大环境的影响该村规模不断扩大。2000年初在村子的东、北、西三个方位都起了几栋高层公寓,造成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到了 2010年该村人口已增长至2万多人。该村已成为城中村。村子开发和规模扩大,促使村民对空间的认同,时移势迁。人们有时仅以原有的古索洞大村为限,有时则拓展至周边村子,甚至更大。这种不确定的空间意识给原住民带来了危机感。这是该村复原和传承传统的"民俗拔龙绳"仪式的社会背景。面临开发和城市化,村里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举措,维护自己原有的地位,加强村民的凝聚力。在第三章至第五章,主要探讨了村民塑造传统的"民俗拔龙绳"仪式的具体行为。村里存在的各类组织是在该村传承传统的"拔龙绳仪式"等传统元素的主体。他们有村民自发的协作组织、地方政府的基层组织、联谊会、宗教团体等。以上的组织和团体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营农会是所有组织的基础,是最具权威的组织,妇女会是其最为坚实的后勤保障,青年会则是行动在第一线的坚决的执行者,同门会及足球协会为青年会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长期维持下去的平台。传统的器乐队和巫协为传统文化的持续传承提供了专业基础。这些因素为该村的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存,且为该村长期能够独立地举办和传承传统的"民俗拔龙绳"仪式做出了重要作用和保障。还有各式各样的组织和团体为其提供了群众基础和舆论基础。然而,健全、活跃、自觉的村落组织是该村显著于其他村子的特点。村民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现代化和传统因素相互交融的特点。在这里主要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随着近代化进程的日益深化,西化成为时尚,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穿西服,吃西餐,住公寓,过洋节已是很普遍,感觉不到特别和异样。反而,韩服成为了特色服装,特殊活动的穿戴和特殊行业的行头。从表面上看,西化已呈趋势。但是,从葬礼中看到,大部分人还是固执传统的土葬,这说明在日常生活当中传统文化依然享有很重要的地位。日常生活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直接体现在村里组织的诸多年中活动。笔者认为村里的年中活动是日常生活的"舞台化",是日常生活的缩影。现在村里举行的活动有5月的敬老节、8月的堂股仕、10月的村民运动会,还有正月的祭堂、踩地神和拔龙绳仪式。这些显然在突出传统文化主题。这些都是村组织有意识、有目的的安排,从敬老节开始,每个活动都间隔为约三个月,最后到正月的祭堂、踩地神和拔龙绳仪式,前三者皆为正月元宵节举办的"拔龙绳"仪式做铺垫。在第五章,分国家与地方政府、以学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拥有专业技能的巫和村民等四个层次,探讨了这些影响传承传统的"民俗拔龙绳"仪式的传承主体作用。因这些主体所处的地位和对传统文化追求的目的不同,她们对传统文化的解释和实践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是经过村民不懈的努力,使这些主体指向于同一个目标,即,该村传统的"民俗拔龙绳"仪式。国家和地方政府为此制定和提供相关的政策;学者和知识分子为此做出指导和营造社会氛围;巫作为专业人员(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为此提供专业技艺和培养继承者。村民,则成为具体的传承人群,没有村民的自觉和努力,传统的"民俗拔龙绳"仪式将永远埋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还有,该村自古拥有的城隍堂、堂股仕、祭堂仪式、踩地神、拔龙绳仪式和传统乐器队等为村民自觉选择传统的象征符号,复原传统的"民俗拔龙绳"仪式和传承至今提供基础,并以此作为有效手段,构筑新的核心,应对开发和城市化,应对失去自我的危机。最后,在此再三强调基层传承人群自觉行为的重要性。在古索洞,以上的传承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和认识显然不一样,实践的结果也不一样,在传承过程中,传承主体根据自己的需求、价值观等来解读、解释和追求。古索洞村民面临农村的开发和城市化,主动选择传统文化,从多层次、多角度开发和动员传统的元素,利用传统文化的社会功能,加强村民之间的凝聚力,树立自己的核心地位。这是村民主动的行为,也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自觉的行为。不可否认,韩国社会各阶层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为该村的选择创造了条件,村民对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认知起了关键的作用。古索洞村民复原传统的"民俗拔龙绳"仪式以后,并没有停滞于前,他们将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继续挖掘、塑造和传承与此相关的传统文化元素和符号。他们的行为,不是为了传承而传承,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未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