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和平雅正雍容的诗风形成于康熙年间,对此学界多有论列,如朱则杰在《清诗史》中认为康熙诗坛经历了一个由怀念故国、反映现实到点缀盛世、歌舞升平的过程。但是诗歌演变的动因与具体过程如何,则是研究的薄弱环节,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博学鸿词的诗歌史意义(如竹村则行认为博学鸿词科是清代文学的转捩点)。本文则对此作专门研究,认为博学鸿词是康熙帝推行文治的一个重要举措,文华殿大学士冯溥是一个重要决策者与执行者,在推行文治中,冯溥倡导温柔敦厚,呼吁诗人用诗歌反映休明政治,反对宋诗风,引起诗坛发生巨变。从此以后,思想领域内清朝政府实现文化权力整合,形成王朝向心力;诗歌领域内温柔和平之音再现,从而形成诗歌史上的一次变革。本文着重考察冯溥在康熙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在京师的社会活动与诗坛整饬,论述期间诗歌领域的诗风与诗学评论。论文分两编。上编共三章,以冯溥为核心,探讨冯溥的社会活动、诗歌领域的整顿工作。第一章论述冯溥何以成为圣祖推行文治的最佳人选,借用布尔迪厄的话,考察冯溥在文治中的配置,从家族、宦途、个人素养、人望、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与诗歌创作诸方面予以论列。第二章考察冯溥在康熙十七八年间的博学鸿词科中的活动,论述社会意义。正是由于有力地推动文治政策,博学鸿词才大致完成最初意图,成为清朝历史上一件大事。第三章侧重于考察冯溥对诗坛的干预与影响。认为冯溥出身于理学世家,染有浓郁的儒家实用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最终发展就是以诗歌影响社会,但是冯溥的天性与忙于事功,康熙十七年前并没有过多干预诗坛。正是在推行文治的背景下,他开始整饬诗坛。下编通过具体个案分析诗坛变化,力图具体清晰地描述康熙十七年之后圣祖推行文治之后诗坛的变化。第四章康熙十七年拜谒冯溥对于王嗣槐来说意义非凡,冯溥的礼待与人格魅力、诗学影响以及受冯溥所托编选当代诗选,使王嗣槐产生整饬诗坛的动机,在冯溥的影响鼓励下,王嗣槐开始大力提倡唐诗,反对时下盛行的宋诗风,他的诗歌创作、诗学批评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经过反复斟酌,五年后终于向诗坛领军人物王士禛、王又旦申述观点,表达期望,给后者以极大压力,而王士禛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重返唐诗道路。王嗣槐的诗学活动侧面显示了冯溥对诗坛的影响,对他的诗学活动缘起、过程的考察使康熙年间诗歌史的认识更加清晰。第五章论述徐嘉炎。康熙年间徐嘉炎的诗风变化是京师诗坛风尚变化的一个缩影。徐嘉炎少习唐诗,康熙十二年入都后,浸染于京师日炽的宋诗风气,转而学习宋调,创作一些具有宋诗风调的作品,受到诗坛盟主好评,然而自幼受到的唐诗影响困扰着他。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词科之后,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冯溥开始整饬诗坛,宣扬温柔敦厚诗教,呼吁盛世之音,反对宋诗风气。作为冯溥座上常客和深受器重的门生,徐嘉炎逐步摆脱诗学观念上的困扰,重返唐诗,并参与诗坛整饬,宣扬诗教,反对宋诗风。考察分析徐嘉炎的诗学转变过程及其原因,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康熙诗坛变化以及冯溥整饬诗坛的活动;而对于徐嘉炎诗风的转变,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他由唐入宋的一面,忽略了返回唐诗的过程,从而不能正确把握徐嘉炎的创作情况与诗学活动。第六章论述毛奇龄。博学鸿词科对毛奇龄的一生来说意义非凡,这不仅体现在博学鸿词科改变了毛氏身份与精神归属,使他从明遗民摇身一变成为衷心拥护清朝统治的官员,同时促使毛奇龄的诗学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冯溥影响下,他鼓吹儒家实用理论,认为诗歌是政治的喉舌,呼吁诗歌为政治服务;反对当下诗坛宋诗风气,倡导唐诗;而他在音韵方面的研究,也蕴含有服务文治、鼓吹休明的因子。可以说,在冯溥的感召与多方影响下,他成为冯溥整饬诗坛的坚定呼应者与得力助手。第七章论述文治背景下的一个命题的反思。康熙年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高涨,冯溥配合盛世文治,举起诗教大纛,整饬诗道,呼吁诗歌反映盛世气象。在此背景下,方象瑛、徐乾学开始反驳“穷而后工”这个古老命题,曹禾则转换话题,将创作主体身世境遇与诗歌关系转化为诗艺研修问题,从而在理论上为整饬诗坛开辟道路。就身份来说,涉及人物有遗民、官员、布衣;有个人分析,又有群体性论辩;就诗歌情调来说,有唐诗欣赏者的反应,也有宋诗倡导者的向唐诗的回归,更有由唐转宋,最后决定回归唐诗。既有整体性变化,更有个人独特性的分析。本文认为博学鸿词是清朝文治的一个重要举措,而诗坛的整饬是文治背景下的产物,诗歌领域的变化是清朝文化权力整合的一个结果,这既有诗歌内部发展的因子,也是政治干预诗坛的一个产物。透过诗歌领域内的变化反映文化整合,同样是本文的一个目的。论文属于文学史中诗歌史研究,侧重于诗坛整体风貌的演化,同时论述诗学理论的演化,也属于文学理论中的诗歌理论研究,力图通过细致的考察与个案研究,从发生学角度考察康熙年间诗歌史演化的脉络。具体现象与理论的结合,历史地辩证地思考问题,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去分析问题,着重研究与解决矛盾的节点,是论文撰写者基本方法与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