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常见主题,“世纪病”从诞生伊始,便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持续性和广泛性。它不仅跨越了两个世纪的时间距离,还感染了德、法、英、俄、中各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世纪病”的巨大影响吸引笔者对其作一诊断。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以比较文学理论为指导,将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勒内》和《纳戚人》中的勒内形象,与郁达夫的《沉沦》、《南迁》、《血泪》、《还乡记》、《茑萝行》、《孤独》、《十一月初三》和《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零余者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异同,以促进对“世纪病”的认识。第一部分探究“世纪病”的个人原因。依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说明由于勒内和零余者人格中的激情过于强烈,使得本我力量增长,进而造成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力量失衡、发生强烈冲突,消耗患者自身能量。同时,两位主人公存在性格缺陷,既爱好孤独,又过度关注自我,使得人格冲突进一步发展。第二部分分析促使勒内和零余者患上“世纪病”的环境因素。为了逃避痛苦,二人选择在时间长河中上下求索,却在过去的苦涩和未来的无望中迷失;抑或到广袤的空间中寻找安慰,然而无论在大自然中,还是在旅途中、在异域,两位主人公都得不到解脱,病情恶化。第三部分挖掘社会对勒内和零余者病情的影响。利用社会学中的社会变迁理论,说明社会地位降低和社会不公使二人产生幻灭之感。另外,依据迪尔凯姆的社会失范理论,解释社会失范造成勒内和零余者信仰动摇,最终走向自杀。通过对勒内和零余者两种人物形象进行心理、环境和社会等多角度的分析,本文得出结论:“世纪病”并非偶然现象,那些本身激情澎湃、性格敏感的个体,受到外界环境和社会剧变的激发,极易感染这种心理疾患。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世纪病”在现代社会仍有其独特意义,这一点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