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高效的金融体系能够缓解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为创新企业提供灵活多样的低成本外部融资,加速―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本文基于2005-2017年国内省级层面数据,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行了进一步分解,从三个角度分别采用不同方法研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得到了新的结论。技术进步是产业优化的引擎,是经济内生发展中―创造性破坏‖的主要动力。本文首先运用我国30个省市2005-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考察金融发展是否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这一特殊路径最终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规模能够促进技术进步,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金融规模能够通过支持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没有显著影响。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显示,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迁具有空间聚集效应,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可能会对邻近地区产生溢出效应。根据这一逻辑,金融发展不但能够促进当地产业结构优化,还可能通过空间聚集效应拉动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本文第五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机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分析发现:地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没有空间溢出效应,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仅受本地金融发展的支持,受周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但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制约,还会受到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地方政府可能通过控制自身支出的规模和方向,引导资源流向自己的目标产业,实现特定的产业政策目标。政府这种―扶助之手‖可能对金融资本的意愿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如果两者的目标一致,支持资本流向了具有更高效率的产业,则双方具有互补效应;如果两者目标不一致,则―扶助之手‖与金融资本的―无形之手‖可能发生冲突。基于上述思考,本文第六章运用我国30个省的省级数据,采用带交乘项的调节效应模型,探索了地方政府支出和本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重点考察了政府干预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促进作用,但政府财政支出与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促进作用,政府财政支出与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能够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