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翻译学者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从而打破了翻译研究在传统的文本研究范式中所陷入的僵局,将译学研究延伸到更为广阔的文本外领域(如历史、文化、政治领域等),拓宽了翻译研究视野。在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本文从宏观的视角对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的两个中译本在各自历史时期截然不同的接受现象进行了对比研究。　　 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框架,探讨了诗学和意识形态操控《天演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在各自历史时期的接受情况。研究发现,晚清时期的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在影响《天演论》的接受时存在冲突。一方面,在桐城派倡导的主流诗学规范的影响下,译本体现的“古奥”和“雅”把读者群限制为士大夫和少数知识分子,进而限制了它在晚清时期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在“民族救亡”这一主流思潮的影响下,译者对原作的改写使其内容非常契合整个接受语文化的期待,使之最终在晚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反观《进化论与伦理学》,研究发现,七十年代的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对它的接受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在当时主流翻译诗学“硬译”的影响下,这一白话译本语言平淡无奇,句式欧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读者接受。但是该译本在当时背景下未被广泛接受的决定因素在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原作的后半部内容所宣扬的是当时中国社会所反对的唯心主义,因此,公开出版的译作中被贴上了“供参考批判”的标签,这便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反响微弱。　　 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对译作接受的影响明显大于诗学。当两者出现冲突时,往往是前者占主导地位,诗学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意识形态并受到它的操控。此外,当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发生变革时,诗学的变革往往滞后于意识形态的变化。因此,在对译作接受的操控上意识形态的操控是根本性的,诗学因素虽然不可或缺但却是从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