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贤在研究春秋时期的人文理性时,常通过提取当时个别思想家和政治家部分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言行,得出春秋时期人文理性已经觉醒的结论。而要对春秋人文理性觉醒问题保有客观认识,就不能只关注到精英思想,因为精英思想具有超前性和理想化特征,往往与现实社会观念并不同步;也不能只关注到有限的政治家的言行,因为政治家作为社会上层的成员,其言行也难以反映一般的社会文化精神。因此,需要扩充研究视野,以新的视角全方位探究春秋时期的整体社会观念情况,才能对春秋社会人文理性觉醒问题做出客观评价。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采取新的视角,重新认识春秋时期最具理性色彩的历史记载。春秋时期的理性与神性不是平等并列关系,理性实际上只是庞大的神性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如果用数学语言来描述,理性仅相当于神性的“子集”。如提出“民为神主”的季梁、子鱼仍然把事神之事作为政治行为的重心,重民的目的在于“事神”“媚神”;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子产虽然认为天道难以把握,但依旧把天道置于首要地位,并未否定天对人的影响;提出“神所冯依,将在德矣”的内史过也只是把“德”作为鬼神飨祀的标准之一,依然把神灵福佑作为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反对以人为牲的臧武仲、申无宇也并未真正认识到人的价值与作用,依然把祭祀神灵当作获取福佑的重要途径。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再认识,可以发现支撑春秋人文理性觉醒观点的证据并不十分可靠。即便这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所谓春秋人文理性觉醒的史实,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神性的烙印,抑或说笼罩在浓厚的神性背景之下。可以说,春秋社会依旧是神性笼罩的社会,神性只是理性的张本。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从政治、社会、思想三个层面研究春秋社会具有普遍性和控制性影响的非理性史实。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天命鬼神观念无论在国内政治领域,还是在战争、邦交领域都占据重要地位,统治者常会借助卜筮做出决策,通过祭祀神灵祈求福佑,甚至会借助神灵的力量实施惩罚。“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被认为是合格统治者应该遵循的原则;其次,在社会层面上,鬼神观念对民众的影响也较为深刻,龟卜筮占、占梦、去疾等方术以及鬼神显灵等习俗依旧在春秋社会拥有举足轻重的普遍性影响力;再次,在思想层面上,春秋精英思想家孔子也未能摆脱传统天命鬼神观念的束缚,在思想上呈现出矛盾性的特征。整体看来,无论从政治层面、社会层面还是思想层面,社会大众都未被具有人文理性倾向的思想唤醒,他们依然沉浸在对神的敬畏与依赖中。非理性思维仍然笼罩着春秋社会并发挥着决定性、整体性的影响,构成了春秋社会观念的基本面。综观春秋时期整体的社会观念,可以发现春秋时期的人文理性觉醒状况并不如传统认识中的那样乐观。一方面,理性萌芽生长于神性母体之上,二者并非并列关系,理性从属于神性,最终还是为了服务于神性;另一方面,神性构成了春秋社会观念的基本面,对春秋社会具有普遍性影响,理性只是这个基本面内生的矛盾因素。本质而言,春秋社会依然笼罩在神性的迷雾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