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选取仪式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了生态与生命相关联的思路,整合了生态位理论、生命哲学理论的视角,以行为发生的情景为出发点,从个体向社会网络不断扩展,把仪式还原到人类学的语境中,还原到生态系统中,将生命哲学中“主体间性”的视角引入,研究仪式的“调和”和“杂糅”功能以及文化生态位构建。在对中西方文献中仪式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仪式是人类的生命行为,所有的仪式研究都是围绕生命进行的。将仪式置于生态学理论视野下进行研究,就是将仪式这一生命行为置于生态学整体观的视野,将人类学对仪式的研究进行延展,以探索生态学理论逐渐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发展。论文主要采用了生态位理论,通过梳理“生态位”概念的产生到生态位理论的形成与丰富,提出了基于三重生命的生态位理论——对于人类来说,每一个民族的生态子系统中,存在多种资源因子,也存在着多样的文化因子,必然存在一种最主要的文化因子使其成为成为某种类型;任何一个民族必然存在一个包含时空维度的生态位,它是一个包含着多种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N维杂糅超体积,其空间生态位指向这样的含义——恰好被一个经济文化类型所占据的最后分布单位,强调其资源空间分布意义;其功能生态位则是指其在这一类型的经济文化生态群落中的地位和角色。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一民族的生态位是指在地球生态系统中,这一民族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单元在时间、空间上的地位、作用、功能及其与相类似经济文化类型民族之间的相对关系。论文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了仪式是贯穿生命过程的行为,从生命的起源到动物的仪式化行为,试图探寻仪式生发的生态之源——动物与人类的仪式化行为都有着拟态的行为,为了生存而产生的生命行为在一个种群中反复的呈现,对于动物种群来说是一种群体性行为,而对于人类来说则是社会化的行为。从这个角度上说,可以说仪式是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的生态行为。论文也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去分析人类精神生活的起点,从情感体验到精神生命的形成,丰富的情感和每一个个体的不同的精神生命以及每一个民族之于这个世界中的不同的文化生态位。仪式不仅是精神生命的构造方式,也是人类精神生命编织出来的文化产品,它既是精神生命的行为方式,也是精神生命绵延的载体。论文将仪式这一文化事象纳入社会生态系统中进行系统的分析,提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素和生态因子分别满足人的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的需要,分析了自然生态因子、文化生态因子影响下的人类生态位,影响人类生态位的最重要原因是因文化生态系统的存在。文化生态系统是由影响人类生存和文化产生、演进的自然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以及价值观念等“超机体”的N维文化生态因子构成,仪式则是伴随着人类文化演进的一个重要文化因子。既然仪式是人类的生命行为,它必定是融三重生命于一体的生态适应性行为,是人类文化生态系统的,任何仪式在一定时期必然与其他文化生态因子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在文化生态系统中也必然存在仪式生态位,人具有三重生命的动物,一是生物生命,二是精神生命,三是社会生命,仪式的生发是因生物生命的需要,同时仪式也满足人的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的需求,诸多的因素杂糅在一起必然形成人类生存的“N维空间的超体积”的文化生态位,因而它也是记录人类的三重生命演进的社会文本。论文最后探讨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仪式与生态的互动,通过贵州典型的案例得出仪式是可以被发明的传统,在社会生态系统中达到了三重生命相统一的生态适应,建构了生态位的才能成为传统,而只是满足于单一的物质需求的仪式即便被发明,也并不能成为传统。通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仪式是贯穿于人的生物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的生态行为,仪式是构建“N维空间的超体积”人类生态位的重要文化因子;仪式具有“调和”和“杂糅”的功能,可以促进文化生态重建。当人们的需求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指向的就是三重生命的统一,“美好生活”就是人类的最适生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