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正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往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2015年,党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崭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俨然已经成为现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首要发展理念与势在必行的发展方式。鉴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外部性特征以及环境的公共品属性,环境污染问题很难单纯的依靠市场机制得到有效解决,环境规制就成为弥补市场失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突破。同时,由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新技术的创新,尤其是以绿色技术为导向的创新对减轻环境污染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有力手段和有效衔接者,如何通过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对我国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绿色技术创新为切入点,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经济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基于环境经济学、规制理论及经济增长等相关理论,旨在厘清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渠道作用于绿色经济增长的机理,完善绿色创新驱动的环境规制政策理论研究框架,为我国以绿色技术创新为手段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撑。首先,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目前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以及绿色经济的现状,并结合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研究,对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经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及相关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形成一个总体理论分析框架。其次,以2006-2016年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动态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以及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影响,探寻合理的环境规制手段与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可信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及地区异质性分析。最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识别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根据以上的研究发现:(1)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手段,也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平滑转移超过阈值后才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2)两种不同的环境规制手段均在平滑转移超过阈值之后对绿色经济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经济发展在高低体制的转换中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其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显著大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东部地区凭借其经济、区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两种规制手段均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4)传导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手段与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具体表现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首先,为了破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难困境,应正确发挥不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其次,政府对于环境规制手段的合理运用才能成为绿色经济转型的“催化剂”。最后,依据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异质特征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充分发挥双重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拓展工作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手段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经济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进行系统分析;第二,在变量选取上,本文借鉴《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中“绿色专利”的分类方式,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检索相关关键词获得绿色专利数据对绿色技术创新进行衡量。与多数文献所采用专利数据衡量技术创新相比,这一衡量方式不仅体现了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凸显了“绿色”的相关内涵;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构建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手段与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检验,并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三者之间的中介传导机制进行识别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