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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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认识错误在诈骗罪的逻辑构造中处于因果流程的中心,是审查认定诈骗罪的疑点和难点。理论上对它的界定主要有“重要事项说”和“与法益有关的事实说”两种观点。重要事项说以被诈欺人“如果知悉该事项就不会有处分行为”作为认定标准,会使诈骗罪的处罚范围过宽;与法益有关的事实说以“法益关联性”作为认定标准,会使诈骗罪的处罚范围过于狭隘,因而需要寻求更合理的认定标准。本文借鉴德、日刑法理论中的被害人教义学,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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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认识错误在诈骗罪的逻辑构造中处于因果流程的中心,是审查认定诈骗罪的疑点和难点。理论上对它的界定主要有“重要事项说”和“与法益有关的事实说”两种观点。重要事项说以被诈欺人“如果知悉该事项就不会有处分行为”作为认定标准,会使诈骗罪的处罚范围过宽;与法益有关的事实说以“法益关联性”作为认定标准,会使诈骗罪的处罚范围过于狭隘,因而需要寻求更合理的认定标准。本文借鉴德、日刑法理论中的被害人教义学,尝试提出一种“综合说”,即以法益关系概念为基础,以交易目的为实质的判断标准,并根据被害人教义学的客观归责原则来判断被害人陷于错误而为处分的法益侵害结果责任是由行为人还是被害人自己承担的问题,若由被害人自己承担则阻却诈骗罪犯罪构成的成立。最后,运用该说的审查逻辑对“酒托案”、“爱心茶案”、“诈捐案”、“骗取国家补贴案”、“夸大宣传案”等案件中的被害人认识错误问题进行分析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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