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椿是清初著名的史学家和经学家,出身于著名的科举世家——前黄杨家,这一家族是清代武进地区的学术大家,良好的家学传统为他以后的经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就现有资料看,其人生经历大致可分为出身世家、年少失恃;正式受业、笃学自力;进士及第、入馆修史;召还修史、就养京师四个阶段。从《孟邻堂文钞》中可以看出,杨椿对经书研究有所侧重,对《尚书》和《诗经》的关注较多,其治学受当时考据学风的影响,体现出偏重考证的学术特点。在《尚书》研究方面,杨椿对伏书篇数提出自己的观点,对《汉书·儒林传》中出现的“今文”二字以及伏书是否为口授进行了考证;为证明梅赜所献之书为伪书提出了六条新的证据,否认孔书为壁藏,还认为汉代诸儒必定能见到孔传《古文尚书》;他还对《盘庚》的篇序问题、今本《泰誓》的真伪问题进行了考辨。在《诗经》研究方面,他主张“二南”中的“南”其实为乐名的观点,反驳郑玄仅以农事就将诗篇冠以“豳”号;对《商颂》各篇的作者进行考证;对《关雎》《鹊巢》的主旨进行考证,认为其皆为古代君主求贤所作之诗;揭示《秦风·无衣》的主旨是记载秦哀公应申包胥之请,出兵抗吴的史实;他反对删诗之说,提出诗乐本为一体的观点,对“徒诗”一说持否定态度。除了对《尚书》《诗经》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研究之外,杨椿还对《春秋》《易经》、“三礼”、《孝经》《论语》等各经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杨椿所处的时代,考据学正处于上升时期,古文经学盛行发展,这一阶段学者治学大抵以汉学为根柢,逐渐形成了“为经学而治经学”的考据学风。杨椿治经既有时代特色,以汉注为尊,纵论源流,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明显维护朱子的地位,批判郑学,他的这种反思、创新的治学倾向,做到了从古而求真,具有超越时代的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