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工频发安全事故的事实说明他们的职业安全权益没有得到有效地实现。究其原因,我国现行有效的有关职业安全的法律法规在保障网约工职业安全权益方面存在障碍。具体来说,第一,《劳动法》的适用障碍主要存在于理论层面,网约工既不符合劳动者身份认定的司法实践标准,也不符合劳动者身份认定的理论研究标准,从而无法适用劳动法有关劳动安全卫生的各项制度规定。第二,《安全生产法》虽然将调整对象扩大至从业人员,但其规定的各项制度仍然以工厂用工为原型,将法律关系中经济实力较强的一方作为主要义务人。这与网约工在主要生产经营工具、工作场所和工作自主性方面发生的显著变化不相匹配,导致《安全生产法》的各项制度中仅有部分可以适用于网约工,大多数制度存在落实方面的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理论和制度两个方面出发,在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指导制度的设计,从而为网约工提供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职业安全法律保障的理论基础可以分为一般性理论和差异性理论两个方面。一般性理论解释了职业安全保障法律制度本身的底层逻辑,包括劳动权理论和危险控制理论两个具体的内容。其中,劳动权理论解释了职业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职业安全权益是任何从事劳动的公民都应当享有的基本权益,不应当将职业安全法律保障制度局限在以从属性劳动为特征的劳动关系用工之中;危险控制理论解释了职业安全法律保障制度配置职业风险的逻辑思路,其基本含义是危险的开启者和维持者应当同时负担排除这项危险的义务,职业安全法律保障制度就是根据职业风险的不同来源确定具体负担职业风险排除的义务主体的。差异性理论则是对职业安全法律保障制度的新发展,要求根据群体从事劳动的特点予以区别对待。这一理论包括管制与自治理论和从属性的相对性与强弱理论两个具体的内容。其中,管制与自治理论是根据群体从事的劳动是否具有从属性因素和公共利益因素判断是否具备国家立法干预的必要。如果劳动具备从属性特征并可能影响公共利益则需要国家立法予以管制,如果劳动不具备从属性也不会影响公共利益,则可以任由主体自治。据此,自雇者一般遵循自治的原则,劳动者以及中间类型的群体一般需要国家的管制。从属性的相对性与强弱理论是根据需要管制的群体所具备的劳动从属性特征的强弱决定劳动保护的不同程度,从属性越强,劳动保护的程度就越高。据此,劳动者具有最强的从属性,他们的职业安全法律保障的程度最高;中间类型的群体的从属性程度较弱,他们的职业安全法律保障的程度较低。职业安全保障法律的制度设计应当在理论基础的指导下进行,如何配置职业风险排除义务是职业安全保障法律制度设计的重心。职业安全法律保障的制度设计可以分为一般性制度和差异性制度两个方面。一般性制度阐述了职业风险排除义务的共性特征,无论针对何种类型的网约工进行制度设计,其职业风险排除义务的性质均表现为法定义务、约定义务和注意义务,其职业风险排除义务的内容均表现为物的风险排除义务和人的风险排除义务。差异性制度是差异性理论在网约工职业安全法律保障制度中的具体表现,要求在类型化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约工设置不同的职业安全法律保障制度。网约工的类型可以通过二次类型化进行确定,第一次类型化的结果是识别出其中尚未获得职业安全法律保障的中间类型,第二次类型化的结果是依据网约工职业风险的特殊性将他们分类为劳务给付型网约工和资本合作型网约工。进一步,应当针对劳务给付型网约工设置主辅义务主体制度,针对资本合作型网约工设置平行义务主体制度,合理配置不同主体之间的职业风险排除义务,从而有针对性地实现网约工职业安全权益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