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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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稳步推进,而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并成为阻碍我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元凶”,如何督促其有效承担自身环境责任,成为我国环保政策制定的重要着力点。但是传统的环境规制政策多将视角限定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决策博弈,并没有考虑能够有效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金融机构,使得环境污染问题依然治标不治本。积极推动环境治理,不仅是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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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稳步推进,而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并成为阻碍我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元凶”,如何督促其有效承担自身环境责任,成为我国环保政策制定的重要着力点。但是传统的环境规制政策多将视角限定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决策博弈,并没有考虑能够有效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金融机构,使得环境污染问题依然治标不治本。积极推动环境治理,不仅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啃的“硬骨头”。绿色金融的发展则开创了环境治理新局面,通过将金融业承担环境责任纳入环境治理框架,影响企业投资决策,最终促使企业加大环保要素投入。作为催生绿色金融内生动力的重要顶层设计,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实施,是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对于完善绿色金融运行机制,扩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政策正式发布实施为背景,从区域内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视角评估该项政策对于推动企业环境治理的效果,并选取了2014-2019年6年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在避免异质性经济个体应对政策冲击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上,采用固定效应的方法,检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受政策的冲击下,试验区内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水平显著上升,且相较于中西部,东部地区环保投资提升较大;异质性环境下,国有产权性质、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较高财政环保投入和市场化水平都有助于促进企业环境治理。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当中起到调节作用,而这种调节效应在低水平融资约束企业中以及较高绿色金融发展环境中更明显。最后得出政策结论和建议,重视绿色金融改革政策经验的总结与推广,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扩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范围,探索地区特色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积极推动地区环境改善的同时,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金融机构提高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能力,提高绿色金融服务水平;打造多元绿色金融体系,拓宽企业绿色融资渠道,缓解企业绿色融资压力。本文研究内容和结论对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效果有一定的评估作用,对以后此类政策的分析有借鉴和参考意义;同时在发展绿色金融政策条件下,针对重污染企业制定适宜的未来绿色发展和融资策略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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