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最主要的社会转型，是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并获得体制上的合法性。文学市场化是90年代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其中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就是官场文学的兴盛。没有有意识的倡导和组织，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许多作家对官场进行刻画和描摹，如王跃文、周梅森、陆天明、张平、阎真、李佩甫等。这并不仅仅是作家的“个人”行为，“官场文学”的诞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要求，是通俗文化与主流文化、高雅文化并行不悖的必然选择。本文从官场文学的源流、官场文学兴盛的原因、官场文学的价值原则、官场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官场文学创作的模式化倾向等方面，对官场文学进行多角度观察。论文认为官场就是政治舞台，指社会权力机构中的人生百态，或指官员的职务活动中的场所，其核心内容是权力与人性的关系。官场文学就是描写官场的文学。论文对政治文化进行深入地阐述。本文认为诞生于民族土壤的官场文学受当下政治文化的影响，有与时代社会相一致的发展历史。官场文学的历史发展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晚清“谴责小说”。这是中国官场文学的发端，也是其成型阶段。论文认为晚清小说有其时代意义也有诸多不足和局限性。第二个阶段，讽刺文学。本文考察了“官场文学”的源流，认为中国文学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讽刺文学特别是政治讽刺喜剧是官场文学的“中间物”。“官场文学”借鉴并发展了政治讽刺喜剧的批判、审美、认识和宣泄的功能。第三个阶段，“改革文学”。本文认为 80年代中期以后的小说创作背离了初期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原则，通俗小说、黑幕小说，渐渐成为小说创作的一种浪潮，文学对欲望与官场的描写，为90年代官场反腐小说<WP=42>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温暖湿润的环境。于是，官场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新的繁荣景象，这也是本文所要着重论述的内容。论文认为，“官场文学”的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官场文学的产生源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不完善的体制、不健全的法制，都注定腐败现象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官场文学对这种腐败现象进行了刻画和描述。官场文学的产生源于作家良心的现实拷问。知识分子是特殊的群体，有自己的精神信仰和固有的价值观，他们认为，“当知识分子不再为真理而奋斗，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当知识分子隐入沉默不再进行思想文化批判和探索，民主精神就难以存在。”因为作家对于当代的社会生活有其独特的理解，所以他们能够对官场生活进行揭露、对官场腐败进行批判。官场文学的产生源于体制的宽容与政治上的支撑。一方面，现行体制正在不遗余力地反腐败，需要官场文学的“鼓”与“呼”，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官场小说（亦称“反腐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乘兴而起，取得了合法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官场文学的大量涌现，也推动了现实政治反腐败的进程，如一些官场文学作品对基层官场弊端进行现实性剖析，希望引起体制内高层的注意，从某种意义上讲，官场文学有其积极意义。官场文学的兴盛也源于作家或文学对普通大众的心理需要的迎合。中国百姓爱看“清官戏”、爱读“清官文学”，这是一种现实。官场文学作品畅销，这一类题材的电影、电视剧的热播，又进一步刺激了普通大众的“消费”欲望。此外，官场文学具有教科书功能。一些官场中人和想入官场的人把官场文学奉为从政宝典，处理人际关系的“秘方”，希冀从中找出游刃官场的致胜利器。同时，许多官场中人也喜欢阅读官场文学，这种社会需要也是官场文学兴盛之原因。官场文学之所以引人注意，在于它提供一种通俗的文学样式，也有一<WP=43>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揭示了文本与现实都存在的隐性的法——官场内的“潜规则”，以及权力认同原则，同时也反映了官场中人道德感的迷失与价值观的异化，这是从价值原则角度对官场文学进行解读。本文以王跃文的《梅次故事》和田东照的《跑官》、《买官》为例，对官场内的潜规则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潜规则是现实的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其依靠自身的预测、指引和惩戒功能，发挥着潜在的法的作用。我们应当反思，潜规则顽强的生命力的原因；隐性的法取代正式的法，而成为约束人行为的真正规则的理由；如何消除潜规则，真正发挥正式的规则应有的作用。这大概是官场文学提供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思考。情欲描写在官场文学中是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官吏几乎都把政治生命、政治理想看作人生全部价值及意义之所在。换句话说，在人生理想的价值系统中，政治理想统领其他各层次的理想；只要政治生命没有结束，爱情理想、婚姻理想、文化理想等等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补偿，相反，如果官吏的政治生命被终结，其它理想也很难得到实现。官场文学中的情欲的刻画对主人公的性格塑造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研究官场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多重“官像”的不同内涵，我们应当从“绝对权力”者的文化心理、“中间层”干部的多重人格、官场中知识分子人格的异化入手。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难以根除。论文认为一方面，那种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敏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