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兼具政治性与技术性的权力工具,统计始终处于政治系统这一外部环境之中,并直接受其影响与规训。为了增强汲取能力、渗透能力以及政治合法化等国家能力,提高统治和治理的绩效,处于建设与成长过程中的现代国家开始对数目字管理的统计技术提出新的需求,并以其不断增强的科化，理性化提高了对统计的供给能力。现代国家所所导致的统计供需关系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前现代时期统计与权力的松散关系,改变了统计与其他行政行为混溶在一起的未分化、低技术的状态,开启了统计现代转型的发展之路。为了达致政治效益最大化的追求,现代国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对统计不断地进行着规训和塑造,为统计制定了不同的角色模式和职能定位：有时突出统计在资源汲取以及科学决策中的信息功能,有时则转而强调政治动员以及提供政治合法化辩护的政治功能。与此同时,现代国家还对统计的组织机构、活动范围和运行规则另外三个变量进行了规训,使之能够与政治设定的职能界定相适应。总体而言,统计职能、机构人员、活动范围、运行规则随现代国家建设与成长过程的不断调整就构成了统计现代转型的基本面相。然而,统计的现代转型并不是直线式的发展,统计现代化的四个主要变量的发展也并不是同步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现代国家,不仅面临着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而且承担着不同的国家职能与发展使命,因此,它对统计的需求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统计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政治需求出现了“技术导向”和“政治导向”两种不同的路径。当技术导向占据主导地位时,统计的技术理性显示出竞争性优势；当政治导向占据主导地位时,政治价值的需求就会压倒统计的技术理性,统计的自主性就受到很大的压制。由于两种发展路径的相互竞争,统计的现代发展之旅先后呈现出技术范式、意识形态范式和治理范式三种不同的范式。从晚清经北洋政府至南京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统计体现了“技术导向”的发展方向,制度变迁的共同轨迹是以西方为参照系进行了制度创新：自上而下地推进统计机构建设、统计范围急速扩大、引进现代的统计方法。不管统计制度调整带如何变化,这一时期统计工作的职能始终是作为政府履行“积极行政”的信息工具,统计工作虽然也出现过政治化的偶然现象,但更多的是作为技术工具在发挥着作用,没有脱离“技术导向”的发展轨道。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高度强调统计的政治价值,在重视统计的技术特征的同时,特别突出政治动员、合法化证明等政治功能。为了发挥政治动员的作用,全能主义国家不仅按照灵活简便的原则改造了科层制的统计机构,按照又红又专的标准选配统计人员,要求统计范围跟随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时调整,按照政治正确性的原则塑造统计运行规则。这一时期,统计的技术性受到政治的压制与批判。1978年后,国家执政理念的变化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使统计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统计迅速实现了“去政治化”,并开启了从为国家管理服务的权力工具向为国家与社会共同服务的公共产品转变的新转型。事实上,统计与权力的关系并不止“政治规训统计”这一单向过程,还有“统计反作用权力”的另一个过程。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统计技术通过其理性化、可计算的手段提高了国家能力,改变了国家的治理空间,提高了国家政权的理性化程度,增强了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塑造了现代公民和现代社会,从而推进了现代国家的构建和成长。然而,由于权力对统计的误用或者过度使用,不仅影响了统计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对国家治理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统计理应与与其处于其中的政治系统保持一定的契合性。但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现代国家必须充分尊重其专业特征,适当剥离统计数字所承载的利益功能,尤其是要引入社会监督。只有合理界定了统计技术的功能边界,实现了统计技术的政治性与技术性的平衡,才能实现统计与权力良性互动的目标,既有利于统计技术的发展,也有利于现代国家的建设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