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观却倍受争议。笔者经过研究发现,将陈寅恪的历史观界定为文化史观既与陈寅恪的生平所历相合,又符合陈寅恪著述所彰显的基本立场。为了对陈寅恪的文化史观进行正本清源,本文运用社会史、哲学史、学术史等研究方法,通过对陈寅恪的著述与他的家世遗风、近代遭遇、留学经历的对应式研究,比较全面地揭示了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历史基础和思想资源。除“绪论”和“结论”,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重点阐明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内涵。为了避免概念的混用和逻辑的混乱,本章首先对“历史”、“历史观”、“文化”和“文化史观”等相关术语进行了诠释和界定。其次,为了整体把握陈寅恪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基础,对陈寅恪的生平状况和史学地位进行了相关的探究。最后,论文以陈寅恪的著述为基石,通过分析、批判学界对陈寅恪史观的论辩,阐明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内涵。第二章,主要通过义门陈氏和义宁陈氏的家风传承、晚清危局中义宁父子的遭遇,探究陈寅恪文化史观产生的家世因素与国难因素。从义门陈氏到义宁陈氏,这个家族养成了以孝治家、勤奋重学、德化乡里、兼济天下的家风,这对陈寅恪重视家族文化传承、强调道德人性塑造、突出纲常礼仪作用的观念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其次,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刺激以及义宁父子的担当精神,使陈寅恪较早地意识到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迫切性。而义宁父子在近代国难中倡导的崇文重教、重视传统以及借鉴西学基础上的渐进改良主张,也深深地影响了陈寅恪。第三章,重点通过陈寅恪留学日本弘文学院、陈寅恪与日本学界的关系来发掘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之所在。当西方学界占据东方学和汉学研究鳌头的时候,日本以文明开化观念、中世变革论等形成了与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抗衡,陈寅恪试图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文化寻求一席之地。我们无法直接推测陈寅恪的“中体西用”论是否受到日本“和魂汉才”论或“和魂洋才”论的影响,但国人“群驱东邻受国史”的刺激以及他本人的留日经历对其追求独立和自由、强调文化民族主义的理念明显起了推动作用。第四章,重点探讨哈佛大学的精英文化传统、兰曼的新古典主义文献学思想、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对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之功。陈寅恪初游欧洲大陆时,其所经历的两件事对他的文化史观的发轫有一定的影响。一是就读苏黎世大学时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原文,二是就读巴黎大学时有过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思考。第二次去欧美留学的时候,他首先选择了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的文化传统深深刻在了青年陈寅恪的心中。陈寅恪当时所修课程主要分两类:古典语言学和欧美历史学。兰曼是陈寅恪在哈佛时期最主要的导师。他强调对古典精神的发掘以及从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会通的视角看待历史和语言的演变,这些无疑都对陈寅恪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特别发现了维拉莫维兹的《古典学的历史》对于陈寅恪和兰曼的意义。另一位对陈寅恪影响较大的哈佛导师是白璧德。陈寅恪的一生,其治学与处世均遵循一种白璧德式的平衡与人文原则。同时,陈寅恪推崇小乘佛教的主张明显受到白璧德的影响。第五章,从德国的历史与文化、柏林大学的理念、陈寅恪就读柏林大学时期的专业与导师三个方面阐明陈寅恪文化史观的发轫之所在。陈寅恪先后两次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加上选修过德国的历史和文化,这使得他在历史观方面深受德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德国当时盛行的自然科学、哲学、神学以及史学思潮等都对陈寅恪产生了影响。柏林大学的创建,是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洪堡的“语言是民族精神的显现”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柏林大学哲学和语言学的立场。吕德斯的古典语言学的历史化导向研究,是洪堡语言哲学的发展。在导师吕德斯等人的指导下,陈寅恪重点攻读以梵语为中心的东方语言学,取得了显著成绩。陈寅恪反对神秘主义、追求科学实证、坚守独立精神、强调人文道德的精神品质明显留有吕德斯的印记。总之,本文通过以上研究,不仅澄清了陈寅恪文化史观产生的历史基础与思想资源,而且进一步阐明了陈寅恪文化史观的精神内涵。这一研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