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下,学者们对建国以来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了新的解读,试图发掘出新的文学内涵。或许源于“三家村”三人身份的多重性和特殊性,从文学的角度对“三家村”的再解读不够充分。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何共同走进了同一个“村”?他们的创作又该如何加以新的解读?“三家村”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群体,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本文不仅将“三家村”创作放到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大文学背景下进行研究与探讨,还将“三家村”精神内核的形成和创作源头追溯至三人在建国前的创作,主要将“三家村”作为一个文学事件来分析,分别从作者身份演变和文学创作两个层面来探讨“三家村”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存在状态,还原三位作为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创作的特殊价值。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从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身份演变的过程阐述了“三家村”的历史形成。建国前三人以“战士”与“作家”的双重身份活跃在各自不同的历史舞台上：吴晗由书斋走向革命,邓拓、廖沫沙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寻求政治与文学间的平衡；建国后三人一开始都作为“政治人物”活跃在历史的前台；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年代,“作家”身份的凸显和消隐与政治社会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随着政策的转变、时代的变迁,三人身上隐匿的“知识分子”性格逐渐流露出来。在国家面临困难时挺身而出,献出诤言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所自觉承担的责任。外部环境的推力,再加上共同的精神内核,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最终一道形成了“三家村”。下篇主要回归到文学文本,探讨“三家村”的艺术世界。批判精神是“三家村”文学创作的重要内核,他们的批判不是疾风暴雨式的,而是融汇在他们对政治的反思、对历史的借鉴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之中的,更显学理性。具体到文学文本,则表现在三人的杂文、旧体诗词和历史剧的创作中,文体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回归到文学家身份,他们借文抒情、以诗表意,共同捍卫了当时中国作家坚守“知识分子写作”的悲壮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