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令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而来的便是生态失衡、资源约束性增强等问题的日益凸显。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这一问题,成为束缚新时代我国发展可持续性的重大桎梏。从国内经济形式来看,供给侧改革要求调整经济结构,追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促进经济长久健康发展的关键;从国际事务来看,作为一个具有大国意识的国家自然也将节能减排、保护地球作为发展要务。综合国内外环保压力,国内的节能减排、污染防治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而环境规制政策作为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手段,自然也成为经济可永续发展的关键考虑因素。同时产业集聚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产业发展模式,其带来的生产规模效应、基础设施共享优势以及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等对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作用、社会资源的节约作用都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可。但是,产业的过度集聚也同时会产生拥挤效应引发地区内企业的过度竞争,还会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规制政策作为地区乃至国家防治污染的重要手段,也会对产业区位决策产生影响,自然就会影响产业集聚。因此,分析环境规制与我国产业集聚的关系于我国产业升级调整、经济永续性发展而言都存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鉴于此,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加入环境规制变量,通过理论推导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且收集中国省、市、自治区2000—2016年的数据,通过测算各区域的环境规制、产业集聚水平,分析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的变化趋势和地区空间分布的状况。最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集聚、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资本密集型产业集聚、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作用的异质性,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样本期间内环境规制逐年趋严,并且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性。在样本期间全国范围内的环境规制程度大幅上升,三大区域的环境规制强度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总体上都表现出上升趋向。从环境规制强度的区域分布差异来看,东部省区该变量水平大于中西部区域,而中西部省区从总体上来看没有较突出的差别。第二,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的集聚状况具有差异性,并且各区域的产业集聚状况也具有明显异质性。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仍然处于主导位置,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占比次之,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值占比最小。东部地区所有类型产业的集聚度在三个地区中都处于最高集聚水平,而中部次之,西部省份的集聚程度都最低。并且中西部省份与东部省份各类产业的集聚度都相差较大,而中部与西部两地区的产业集聚度的差异较小。东部省份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有逐年向东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尤其是向中部省份转移。第三,环境规制对各要素密集型产业集聚的影响也具有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整体制造业产业集聚的作用是非线性的,并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呈负相关;与资本密集型产业集聚度也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对区域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尚无显著影响,即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在本文结尾结合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我国的环境规制水平还处于普遍偏低状态,需持续提升环境规制强度,推行差异性环境规制政策;增加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良性互动,优化产业关联度集聚,发挥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