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是现代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一个实证会计研究领域。盈余管理是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物,不是一个单纯的会计问题,同时涉及到了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盈余管理在多年的研究中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框架,主要从盈余管理定义、盈余管理动机、盈余管理模式、盈余管理手段以及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可以从更深层次上理解会计盈余的有用性和会计行为的形成与作用机制,可以进一步验证会计行为的经济后果以及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从而有助于完善监管政策和会计准则,改善公司治理,优化市场的资源配置。在我国,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国有企业在大多数资源性产业、基础产业、自然垄断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并广泛分布于一些资本密集型的竞争性产业,可以说国有企业仍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中央企业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督管理的国有企业,更加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2008年,财政部、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央企分红新政策的正式出台,标志着从中央企业开始,国有企业连续13年不向国家分红的历史结束了。国有企业将一部分税后利润通过分红形式上交国家,有助于国有资本收益的公平分配,无论对社会整体还是企业自身都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与非国有企业不同,国有企业同时具有了公共性(政治目的)和企业性(经济目的),国家作为股东分得红利应在确定国企真实利润的基础上,但是对于中央企业自身来说,在向国家进行分红后,公共性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但是企业的自留利润减少了,可能会使其企业性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作为被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在央企开始向国家进行分红前,是否已经存在了盈余管理行为以解决这种矛盾?在央企开始向国家进行分红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是否会进一步通过盈余管理改变企业报告盈余,来缓解其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之间更加激化的冲突,也就是说是否在已有的盈余管理手段和程度上做出改变,以达到期望的目标?这将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更进一步的发现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和手段在近期产生的变化,也有利于阐明我国现有的央企分红新政策是否对国有资本收益的合理分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今,国内对于央企分红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央企向国家分红有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央企上缴税后利润的收支主体应该是财政部还是国资委；央企分红的具体比例应该如何确定；以及备受大家关注的红利使用去向问题。近年来,在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过程中,前两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而后两个问题还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新的利润分配制度运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基于央企分红的新政策,探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变化,目前来看,还没有学者着重研究这个方面。本文主要考察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以及手段,将央企分红作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新的动机,分析其在会计手段上可能产生的变化,分析我国现有央企分红制度有无作用,为国家制定更完善的央企分红制度提供借鉴,使得公平分配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从而促进经济效率的真正提升。我国企业的盈余管理在动机、手段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目前国内针对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微观层面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深入。学者们得到的普遍结论是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动机,使用的计量模型一般为各种Jones模型,会计手段主要体现在主营业务收入变化、公司固定资产原值、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这几个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激励企业产生盈余管理的新的动机也不断出现,不会只局限于资本市场动机,在会计手段的使用上也更加多样化。我国现有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国企改革的过程中一步步探索而来的,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不断进行改进,使其符合我国现有国情。国内对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是近5年来才重新掀起了研究热潮,并且具有局限性,并没有进一步的深入到微观层面,特别是从盈余管理角度来看待这个政策的实施的研究还比较匮乏,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所以将央企分红作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一个新动机进行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具有一定经济意义的,对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也需要进行改进以求能够更加有效的说明上述问题。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以及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制度缺陷,使得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存在进行盈余管理的利益动机。一方面,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存在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的情况下,盈余管理因为可以对契约的制定、实施等产生影响而具有了经济后果。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主要包括资源型企业或垄断产业、一般竞争性企业、军工企业和转制科研院所企业这三种类型,由于期望产生的经济后果的不同导致了它们具有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从而分别采用利润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和利润平滑三种盈余管理模式操控企业报告盈余。另一方面,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管理者的个人目标与所有者权益最大化的企业目标往往会发生冲突,从而使管理者具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强烈动机。国有控股公司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部人控制”,即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导致的经营者控制公司的现象。国家是国企的最大股东,所以在管理者的任命问题上,大多数是通过行政任命,使得国企在经营决策上所带有的政治性更加强烈,在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利益驱动要大于经济利益驱动,同时由于管理者的任命与其经营业绩相关性很大,使得盈余管理成为管理者为达到期望政治目标而使用的重要手段。由于央企分红使得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有了新的动机,必然也会使企业管理者在进行具体的盈余操纵时,在会计手段上出现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计量盈余管理的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上。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的研究经验,并考虑到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通过多次的实证分析,最终在扩展的Jones模型中加入几个新变量：期间费用的变动额、线下项目的变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经营性现金流,形成改进的扩展Jones模型,有效的度量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的贡献在于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出发,研究央企分红新政策出台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在总结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定义了本文的“盈余管理”概念：“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为了在中央企业向国家进行分红的前提下,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合法的运用会计手段调节报告盈余的行为。”,运用改进的扩展Jones模型,验证央企分红这一新动机对其盈余管理程度和手段的影响,并且在实证分析中,针对不同研究目的分别采用了面板数据和截面数据对改进的扩展Jones模型进行有效地估计。最终研究发现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在央企分红前就已经存在了盈余管理行为,但是在其向国家进行分红后,盈余管理的程度和手段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明显区别于未受分红政策影响的非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同时,分红比例为10%、5%以及暂缓或免交3年的三种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表现各不相同,但都验证了央企分红新政策在国有资本收益的分配中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