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早期,沪郊乡村经济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当地农民的非农转移与粮食订购政策之间出现了矛盾,在一些难以达成订购任务的生产队和集体农场出现了外来农民异地务农的新情况,但彼时的异地务农只集中在少数人,且多为农业工人。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外来农民基于自身寻求等的考虑,在沪郊农村参与异地务农的外来农民数量逐步上升且年龄结构呈年轻化趋势,他们多以家庭户的形式存在,同村委或本地村民承包经营土地,与本地村民在同一物理空间内展开生产和生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虽移植和重构着原有的关系网络,却也建立了新的交往圈,并以群体为单位实践着迁移和合作的策略。与此同时,他们逐步与本地村民形成了一个“二元社区”,即虽居住在同—社区内,但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社会心理、文化习俗等方面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系统。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对沪郊农村“二元社区”中外来农民和本地村民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即以南村社区为载体,以宏观和微观背景下外来农民的进入及其开展的生产和生活为线索,以符号边界为核心概念,以对外来农民和本地村民间符号边界的生成和再生产的解读为基础,来诠释以南村为代表的沪郊农村,其内部土客群体间的互动及其秩序基础。研究发现,外来农民进入沪郊农村的过程也是本地村民和外来农民间符号边界建构和再生产的过程,在两者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的是有关“我群”与“他群”的叙事和社会分类,但在此基础上,两者的关系却并未外显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相反,在两大群体间符号边界由生成到再生产的过程中,理性与和谐掌握了主流的话语权。其中,有社会心理层面的影响因素,有来自经济层面的压力,有文化背景上的推力,更是制度和政策导向下的结果。然而,要素作用下建构起的相安无事状态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文末,笔者尚且探讨了秩序优化的几种可能性,试图为改善“二元社区”中的土客关系提供有效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