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工艺设计是以自然经济形态为主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大多倚靠手工制作，依靠师徒相承，更多的是经验的传承，较少学理上的探究。洋务派的实践则是从直接购买军事器械发展为购买“制器之器”，进而重视制造机器所需的技术，开始了技术的转移和本国技术人才的培养。但是，洋务派的实践大多停留在技术层面。19世纪70至90年代是早期维新派思想发生、发展的时期，他们不仅肯定了制造机器的必然趋势，而且提出了振兴“工艺”的主张，即有托古改制的意味，也是为革新传统工艺在观念上的积极探讨。早期维新派明确指出近代设计服务对象的转变，以主要为农业经济形态服务发展到主要为工商经济形态服务；由以手工制作为主，向机器制造的转变。当然，这些思想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这些思想为我们思考中国近代工艺设计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就思想的发展阶段而言，晚清七十年间，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转化的序奏。本篇论文之所以会选择薛福成作为个案研究，一方面是由于薛福成的经历非常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薛福成的思想由洋务思想逐渐发展为早期维新思想，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跨度，在研究上提供了纵向比较的可能，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到薛福成思想发展的脉络，同时也能折射出晚清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趋势。薛福成的思想可以说浓缩了晚清几十年间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既受到明末清初经世之学的影响，也受到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思想和人格的熏陶。薛福成在置身于洋务实践的同时，承继了曾国藩、李鸿章的思想，但也从理性认识上更加周全、深入，实现了“出于洋务”又“高于洋务”的转变。此外，薛福成的著述颇多，已经刻印的有《庸庵全集》(包括《庸庵文编》、《庸庵文续编》、《庸庵文外编》、《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浙东筹防录》、《出使奏疏》、《出使公牍》、《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等十种)、《庸庵文别集》、《庸庵笔记》等，为考察薛福成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最后，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可以说涉及到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参观考察了很多工厂、博物院、教堂等地方，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和评论，对这些资料的有效使用，必将成为本篇论文的亮点。薛福成对中国古代技艺传统的全面反思和总结，对于认识古代工艺思想的发展，仍具有意义。本篇论文预期得出的结论是：以薛福成为代表的思想家，勾画出了中国传统工艺设计向近代工艺设计转型的一个趋势，即转型的基础在于整个社会基础的重建，特别是工商经济形态的确立，机器制造逐步发展为中国近代工艺设计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