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处在一个社会秩序纷乱动荡、政治环境险恶复杂的时代。他虽目睹了现实的腐朽，但没有隐退，而是执着于人间，跟黑暗环境捣乱。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环境为流言提供了生存的可能，时代的动荡混乱更是流言谣传产生的温床。而那些躲在黑暗中的、虚弱卑怯的人和势力对鲁迅这位挑战者不择手段地加以围攻和讨伐，其中的惯用手段就是制造流言，“放冷箭”。流言成为一个“无物之阵”，不仅有来自敌人从对面射来的暗箭，也有同路人在背后捏造的流言。被流言所围困和纠缠是鲁迅的一种生存状态，与各种各样的流言周旋、斗争，耗费了鲁迅大量的时间和心力，他经常因之深感身心疲惫、无聊乏味。本文对流言与鲁迅的关系从五个层面展开分析：一、亲戚乡邻和同学制造的流言。流言对于鲁迅，并非始自闻名文坛之后，而是在他青年甚至少年时期就开始频频侵扰其生活和心情。亲戚背地里“乞食者”的诬蔑之词让他直感到人心叵测和难以信任，开始养成对周围的怀疑心理。邻居“窃母家财”的谣言让他无地自容，客观上将他逼上梁山，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走出家乡、疏离传统、走近现代文明的抉择。在日本仙台发生的“泄题”流言是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歧视意识和心态的现实个案，鲁迅由此体验到了个体与民族的双重耻辱；而风传他在东京的“结婚生子”的谣言则引爆了鲁迅不幸婚姻的苦果。二、权力者及其帮凶制造的流言。反动腐朽的权力者及其附庸虚弱的本质决定了他们采用流言和谣言来攻击鲁迅的必然性。他们制造的“卢布说”、“汉奸说”以及生病、被捕等流言，显示了他们的险恶用心，也表现出他们对鲁迅的恨之入骨、不除不快的心态，这些流言使得鲁迅时常陷入一种恐怖氛围之中，有时被迫离家避难，东躲西藏。权力者们的帮凶是制造这类流言的“主力”，他们有的是学院派的文人学者，更多的则是活跃在文坛的无名的文痞、文虻，他们利用报刊传媒造谣生事，行诬陷诋毁、迷惑大众之能事，干扰破坏了鲁迅的对外的正常沟通。三、同一阵营中的同路人的流言暗箭。虽然同为战友，由于反动政府的封锁迫害，鲁迅与他们理想不同，无法沟通，加之彼此在年纪、心态和阅历的不同以及政见的差异，就出现了隔膜和误解。流言随之而来，“偷懒不写文章”、“调和”和“买办意识”等诬蔑文章接连不断，这使鲁迅苦恼不已，他不得不写许多文字来解释回应，费时费心。四、流言在鲁迅内心留下的精神阴影和伤害。早期的由亲戚乡邻和同学制造的流言在他后来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和创痛，他体味到了世态的炎凉。权力者帮凶制造的流言时时让他随时有着死的自危、无益的耗时费神的烦闷和无聊，而同路人意料之外的流言更让他寒心和失望，但又无法痛加鞭挞，他因此不时有停笔歇息的想法，愈加对周围人多疑和不信任，如此折磨，陷入恶性循环。五、鲁迅对流言的观照。对于鲁迅而言，流言带给他痛苦的同时也成为他冷静透视分析国民性的镜子，由此他捕捉到了中国国民性的某些特点。流言在他的小说中构成了叙事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