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宗周文明的核心。在此文化背景之下的楚国文学也深受熏陶。《楚辞》中关于先秦时期的礼制、礼俗、礼器的描写以及表现楚人礼学思想的内容并不少见，这都昭示出周礼文明对楚国的影响。楚辞是楚文化的结晶，屈原和宋玉的辞赋又是楚国文学的代表。从他们的作品入手，可以管窥宗周文明对南楚的影响。自汉、宋至晚、近，历代注释、考证、笺论楚辞者代不乏人，结下了楚辞学丰厚的学术积淀。现代以来，以新方法、新维度来探讨楚辞已成为学界的主流，从“三重证据法”入手对楚辞的研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紧扣历史文化背景，由礼乐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楚辞亦方兴未艾。然而，大多数论著均着力一点，不及其余，宏观系统地以礼的角度来解读楚辞的学术研究仍是寥若晨星。基于此，笔者结合考古学成果，以“三礼”为依据来审视屈原、宋玉二人的作品。从礼文明的角度探讨二人的作品，需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开始，而文献及文物等方面的材料都能从正面支撑这一前提，从而清除了研究中的迷雾。知人论世。深入解读屈原辞赋，离不开对屈原身份、职官的考察。这一点，屈原的自述、史料记载以及周礼制度等方面都表明屈原的身份带有巫官色彩，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离骚》一诗就明显呈现出祝辞文学的特色；其中诗人向灵氛的卜问为我们展现出了先秦卜筮的礼俗仪式；诗中所提到的命名仪式虽然简短，但可以结合“三礼”记载，诗礼互补，共同还原出先秦时代命名礼的经礼（常礼）与权礼（变礼），从而让命名礼有了更完整的呈现。在屈原的辞赋中，最能揭示礼文化及巫官身份对其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作品是《九歌》。这组诗的作意虽无定论，但从当时的礼仪制度出发，由诗人的巫官身份联系到他的司职则为理解《九歌》的性质提供了新的思路，结合史实，《九歌》的祭祀诗面目终于得以展现。照此思路来探讨诗中各篇，均能从礼制、礼仪、礼俗等方面来印证这一结论。如《东皇太一》、《东君》展示了楚人在战前的祭天、祭日礼；《湘君》、《湘夫人》各篇包涵了楚人的沉祭礼仪；《国殇》体现了楚国的禓祭等等。宋玉和屈原一样，同样代表了楚国文学的独特风貌与艺术水平。他的名篇《九辩》开启了“悲秋”之先河，诗人以秋来涵盖其孤寂、失意的人生况味；甚至还隐含着楚国朝政之衰。其笔下之秋，内涵不可谓不丰富。这种情绪的表达与秋之间具体存在哪些联系，以往研究者局限于文艺学的角度来鉴赏，终觉隔靴搔痒。从礼学入手，深层探析此中关联，则可以发现秋亦蕴含了严肃的礼文化意义。这层意义同它的浅层（即文艺学）含义一道，共同丰富了秋的意象与内涵。《招魂》亦为屈宋作品中倍受争议之篇什，但其中所述之招魂与《礼记》所记之招亡魂之仪式迥然不同，系招生魂之作。参照“三礼”来审视文本，则可定位其中所涉及之器玩、车马、饮食之规格皆属王者之制。因而，将此诗定为宋玉招襄王生魂较为合理。关于破解招生魂的原因，文本中关于楚王射兕的记载至为关键。参考当时礼制，楚王射兕之举与国家祭祀相关，对照文本与礼制记载，得出了云梦之游为大田礼的结论，而这种观点在文本的不少地方都能得到印证。宋玉的《神女赋》与《登徒子好色赋》是描写美色的名篇，也获得了历代读者的认可与共鸣。这一方面是有赖于作者以高超的表达技巧为读者呈现出视觉的美景，同时亦得益于诗人给美神形象赋予了“尚中”、“尚和”的思想。这些都是宋玉深受中原礼乐文明熏陶淫浸之明证。总之，礼乐制度作为先秦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直观反映。本文力求从礼仪、礼俗、礼学思想的角度来解读楚辞，联系诗人职官、生平来审视作品，分别探讨屈原、宋玉作品中所反映出的礼制问题；钩沉其中所见的礼俗仪式；总结部分篇目中所体现的礼学思想。以期对楚辞的研究稍作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