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对象性活动”原则。然而,关于“对象性活动”的理解,多数人可能将其视作“实践”的某种替换形式而忽略,却不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其实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可以说,“对象性活动”原则在马克思的思想变革中具有关键作用,它表明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开启,是奠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对于经常被人混淆的“对象性活动”与“实践”,严格而言,“实践”是“对象性活动”的逻辑后承,是“对象性活动”的完成形式。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结晶,“对象性活动”原则的形成建基于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之上,是对于前人的一次批判性超越。一方面,马克思立足于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揭示了黑格尔“自我活动”的“非对象性”,清算了关于“自我意识”的各种内在性幻想。另一方面,不同于费尔巴哈“单纯的直观”,马克思保留了对于活动原则的认同,援引黑格尔的“纯粹活动”,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转变为“对象性活动”。至此,“对象性活动”原则得以孕育而生,这一原则实现了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的活动性反思,是对于黑格尔纯粹活动的对象性表达。马克思并未局限于理论层面抽象地阐述“对象性活动”原则的意义,而是将“对象性活动”原则诉诸于人之物质生产劳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象性活动”都带有所属阶段的特有秉性,表现为不同性质的劳动。唯有在共产主义下,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才最终实现,此种劳动是占有了对象本质的人的活动,是脱离了私有财产桎梏的人的劳动。立足于“对象性活动”原则,马克思完成了对于以往哲学的超越,将现实主体与对象世界纳入人的历史活动之中。借助于“对象性活动”原则,人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现实世界,更合理地构建与当下世界的关系。当“对象性活动”这一本体论定向得到充分发展之时,马克思新思想的逻辑结构也趋于完整。至此,以马克思的名字为命名的哲学由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