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颁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明确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和“一股二处分”情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至此,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有了明文规定,该规定适应商事实践的需要,维护交易安全,为司法审判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规定系指示参照性规范,没有明确如何参照,是完全照搬物权善意取得构成要件亦或是根据股权自身性质予以调试。此规定以列举方式规定两种情形可以适用善意取得,但结合司法实践中股权转让纠纷中出现的情形,不止这两种,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其他情形能否参照适用善意取得,法律没有明确,致使法官在审理时只能根据自身的审判经验及价值倾向予以判定,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导致不同的判处结果,甚至完全相反的判决结果。股东资格认定采实质说还是形式说,直接关乎“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适用善意取得的正当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提及在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的关系认定上,不完全依赖外观主义,是否就意味着采实质认定标准?股权变动模式直接关乎股权何时发生变动,理论界存在各种观点之争,采意思主义变动模式还是形式主义变动模式还是相对区分模式?股权公示是依变更工商登记为准抑或是更改股东名册,理论界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目前司法实践中倾向以工商变更登记作为股权公示完成,但其公示的权利状态正确性较土地登记簿低很多,能否充当股权权利外观,如何弥补其正确性较低的现状。此外,笔者查阅了大量司法案例,发现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完全照搬物权法规定的善意取得的要件,但法官对于善意及合理价格这两个关键要件的认识不能达成一致,审判思路不一,不乏上诉、再审类纠纷。另外,对于股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理论界所持观点不一。本文从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学说之争入手,提出本文的观点,即肯定股权能够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进而分析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法律后果。股东资格认定标准应“内外有别,双重标准”,即涉及外部第三人时,以形式外观载明情况认定股东,否则,侧重实质要件。股权变动模式应采相对区分模式,针对不同主体,需要满足不同要件方能发生股权变动效力。股权权利外观为工商登记,为弥补其正确性,应借鉴域外的规定,增加股权变动须经公证程序,引入异议登记制度。此外,借鉴德国关于可归责性的规定,将其引入我国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之中,作为阻却事由,达到平衡真实权利人和股权受让人的利益。笔者希望通过上述问题的探讨和明确,以期在日后的司法审判中,能够统一审判思路,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而维护法律公信力,维护交易安全,为我国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