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越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战争前后,中法两国围绕越南的主权、地位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其间既有和平的谈判,又有武力的争夺;既有公开的厮杀,也有暗中的较劲;既有面对面的辩论,又有在异地遥控的争执;既有自己出面争权,又有请人为己谈判。奇异纷呈,不一而足。外交是一个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外交手段和理念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实力和文化价值观。本文以中法越南交涉中的外交活动为主要考察对象,透视近代东西两种文化的碰撞、摩擦与冲突的动态过程,从文化的视角探讨近代中越宗藩关系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因素。中越宗藩关系建立在两国对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之上,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延伸。在宗藩关系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儒家文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秦汉开始,儒家文化从中原向边隅流布,推动了越南的文明进程,越南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与日俱增;北宋以降,儒家文化成为越南的立国之基,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确立,朝贡制度走向鼎盛;中法战争前,中越间的朝贡与册封频繁,新形势下宗藩关系得到巩固,成为联结两国共同抗法的纽带。秉承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源流的法兰西文化,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一个部分,与东方典型的儒家文化格格不入。在东西方接触日益频繁、加剧以后,两种文化的碰撞和摩擦势所难免。在近代资本主义殖民浪潮下,法国将东方的越南作为其侵略和扩张的对象。19世纪60年代,法国已经占领了越南南圻。进入70年代,法国用武力逼迫越南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以此来否定中越宗藩关系。接着出兵北圻,目的是吞并全越,建立起保护国制度,作为侵略中国西南的跳板。越南危如累卵,中越间古老的宗藩关系受到严峻的挑战。面对越南的反复求援,清政府开始就保藩问题同法国交涉。中法两国交涉的要点是越南的主权与地位问题,文化冲突贯穿始终,宗藩权与保护权之争是其核心,宗藩制度与保护国制度之争是文化冲突的主要体现。此外,差序包容与主权平等、以和为贵与以利为先的差异,也是导致中法文化冲突的原因。在越南问题的交涉中,中法文化冲突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它从两种文化发生碰撞开始,碰撞引起摩擦,摩擦扩大冲突,以致外交活动跌宕起伏,谈判桌上唾沫飞扬,明争暗斗,进而左右战事,影响政局。在宗藩关系下,作为“上国”的清朝对属国的沦陷不能坐视不管;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清政府选择默认黑旗军抗法以“曲线保藩”。之后,应越南政府邀请,清政府借“剿匪”之名,派兵入越履行保藩之职。中法越南交涉的序幕于1875年由罗淑亚的照会揭开,尔后,曾纪泽在异域的交涉,李鸿章分别与宝海、脱利古、福禄诺、巴德诺的谈判,无一不与文化冲突有关。文化冲突愈演愈烈,战争时起时落,说明战争并不能弥合文化冲突。最终,中法交涉以《中法新约》签订,法国占领全越,中越宗藩关系被割断而落幕。从更深层方面剖析,这场政治、外交、军事的斗争是东西两种文化冲突与较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