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中的子部门法,用以调整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竞争环节,其经济法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反垄断法的运行必须遵守基本的经济规律。从经济学角度对反垄断法予以分析具有内在的进路优势。经济学为反垄断法提供了理论支撑,每每经济学理论的进步与完善都将促使反垄断法的建构与完善,而反垄断法的合理建构则承载着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职能,促使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此外,政治主导法律的法哲学原理决定了我国反垄断法的运行依赖于行政体制的配合,然而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依然有着“计划”的历史惯性。政府经济职能的过度扩张导致了市场主体的自由发展空间压缩。民主宪政的推行有助于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限制竞争行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内产物,理应受到反垄断法调整,然而在我国经济体制内形成的市场势力含有较多非经济因素的杂质。国有企业得天独厚的政策、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使得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难以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因此,在国有经济领域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准入、企业运营以及市场退出方面一视同仁,并逐步引导国有企业退出盈利性行业,强化其社会责任有助于纯化我国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从而给我国反垄断法运行减轻压力；反垄断法具体实施直接取决于建立一个高效、独立、权威、统一的反垄断机构执法机构。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一方面极大的预防、威慑和惩处了妨碍自由竞争的行为,另一方面为自由竞争权受损的市场主体提供了损害赔偿的救济渠道。此外反垄断法的高效运行还取决于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合理协调以及合理适度的经济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