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显现出新的特征,从根本上改变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为流入地城市管理与服务提出新的挑战。其中,家庭化流动作为世纪以来流动人口流动模式的重要变革之一,是指流动人口从“单枪匹马”式个体单独流动向“拖家带口”式的部分或全部家庭成员整体式流动的转变。通过家庭化流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实现了“一家团圆”,减少了“漂泊无依”的孤独感,有利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促进流动人口家庭的稳定。然而,家庭与工作之间存在自然的“冲突”,家庭化流动也可能成为阻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并且这种阻碍作用在流动女性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中国现阶段存在较大规模“留而不工”、“迁而再守”的流动女性,流动女性整体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目前,学术界关于家庭化流动降低女性流动人口就业概率的研究已经卷帙浩繁,但较少对家庭化流动进行细分,因此难以获得家庭化流动对女性就业的全面影响。是否所有家庭化流动都必然导致在婚女性就业概率的降低?何种情况下家庭化流动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是最小的?不同家庭化流动对在婚女性就业机会有着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考虑的问题。因此,本文从家庭化流动的大背景着手,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家庭流动模式和家庭流动过程特征两个方面划分家庭化流动,探究不同模式和特征下的家庭化流动对在婚流动人口就业概率的差异性影响,并借助在婚男性样本和在婚女性样本的比较分析说明家庭化流动中女性就业的劣势地位。首先,通过对流动人口样本基本结构、家庭化流动趋势及就业状况的描述性分析后发现:我国流动人口性别比逐渐下降,家庭化流动已成为人口流动的新趋势,家庭化流动人口占全体在婚流动人口的98.03%。但是,呈现家庭化流动的在婚女性的就业表现并不理想,家庭照料是其未就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本文进行了不同流动模式下在婚流动流动人口就业情况的描述比较,发现不同家庭化流动下在婚流动人口的就业概率存在较大差异。为进一步阐明家庭化流动对在婚流动女性就业的影响,本研究以就业概率为因变量,家庭流动模式和家庭流动过程特征为自变量,纳入个体特征和流动特征等控制变量分别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加以分析,研究结果除验证了家庭化降低在婚流动人口尤其是在婚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概率外,也发现不同家庭化流动模式对就业概率存在差异化影响:在家庭流动模式方面,“仅和配偶一起流动”对在婚流动女性就业概率的负向影响最小,“仅和子女一起流动”显著降低在婚女性就业概率,且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后依然存在“父职缺位”的现象,“和丈夫、子女一起流动”的完整式核心家庭流动对在婚女性就业概率的影响依然为负,并大于“仅和子女一起流动”。在主干家庭内部,相比于非完整式主干家庭,完整式主干家庭流动（“和父母、丈夫、子女一起流动”）对在婚女性就业概率的负向影响有所减少。在家庭流动过程方面,充当家庭流动先行者、一次性家庭流动、家庭流动规模较小的在婚女性就业概率较高。最后,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比较了东、中、西区域之间家庭化流动对在婚流动女性就业影响力的大小,结果发现:家庭化流动带来的对于就业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发达地区表现最为突出,虽然东部地区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收入,但社会公共服务的巨大压力导致流动人口“家庭工作冲突”也最为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