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就有学者提出地区政治研究要注意“地区性”的问题,社会建构主义兴起后国内又有学者提出了“地缘—文化建构主义”的概念。无论“地区性”还是“地缘—文化建构主义”,都是对基于西欧经验的地区政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体现了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缺陷的深刻洞见和自身强烈的主体意识。这些努力试图告诉研究者,地区政治研究需要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地理空间意识,如果过滤掉地区政治所处的时空背景,分析范式必然会遇到“普洛克斯忒斯”式水土不服的问题。具体而言,“地区性”既体现为动态的“时代特征”,又体现为静态的“物质利益结构”和“社会观念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关注的正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地区“社会观念结构”变迁的问题。对于东亚地区来说,当前最具显要性的共有观念要数主权观念了,那么东亚主权观念与欧美主权观念的内涵完全相同吗?如果不是,东亚主权观念与西方主权观念在外表相似的背后有何种不同的价值内涵?这些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对于东亚地区秩序又有何种寓意呢?国际关系学界关注观念性因素的主要有理性主义、英国学派、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等理论流派,这些研究的缺点一方面在于因先入为主的西方价值观立场而忽视了观念和规范背后的价值逻辑,另一方面在于因专注单个的观念或规范而忽视了其衍生变迁的时代背景。本文在国际关系学界既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尝试进行了一些改进,认为观念或规范背后都隐藏着一定的价值立场,行为者接受观念或规范的过程,不应简单理解为“被社会化”的过程,而应理解为不同价值体系竞争的过程。这一竞争过程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受到特定历史时代战略环境的塑造。价值体系竞争的内在机理和作为过程变量的战略环境的塑造共同决定了行为者对观念和规范的选择性接受和改造。在这一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将主权划分为对内与对外两个向度的含义。对外向度的含义主要表现为国家间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对内向度的含义则包含了自由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神权主义三种逻辑。在东亚地区,主权观念的生成过程正是东西方价值体系竞争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是在东亚处于权力结构中弱势地位的背景下开展的。为了在价值体系竞争与国际政治之间成功建立链接,本文将价值体系竞争划分为人、国家和行事逻辑三个维度,相应的,东西方价值体系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对“人”、对“国家”的不同理解和对行为逻辑的不同偏好。另外,在东西方价值体系竞争的过程中,东亚不但整体处于弱势的地位,而且内部也经历了权力的几度易位。价值体系竞争和权力结构变迁致使东亚地区在接受主权观念时较为容易地接受了主权的对外向度,在对内向度上则倾向于国家主义。东亚地区主权观念的这一特征对于地区秩序来说既有有利的一面,也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它一方面有力地维护了地区整体稳定,另一方面却越来越显现出对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阻碍作用。面对这一形势,东亚地区理应探索突破主权观念的新的价值叙述,而这种新的价值叙述也理应体现出东亚自身的主体性特征。除导论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阐述本文的世界观、人性观立场,并在此基础上设定理论分析框架。具体而言,本文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文明观,认为世界各大文明都由一系列价值要素构成,文明的区别不在于其构成要素的数量和种类,而在于对价值要素特别是相互冲突之价值要素的排序。价值序列构成了文明的基因,文明间的差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另外,本文认为,人是理性的,却不是全知全能的。人不可能完全按工具理性逻辑行事,也不可能完全按价值理性逻辑行事。在这一世界观和人性观假定的基础上,第一章提出了初步的理论框架,设定了关于价值竞争、战略计算与观念变迁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理论框架。第二章界定了本文的分析起点。这一章从“人”、“国家”和“行为逻辑”三个维度分别剖析了中国、日本和东南亚传统价值体系,界定了三者的相同点和各自的独有特征。总体来讲,三者都将人视为关系网中的“社会人”,都持“家—国—天下”的世界秩序观,都持一种相对主义的伦理逻辑。第三章界定了与东亚传统价值体系对应的西方现代价值体系。与分析东亚传统价值体系的三个维度相对应,这一章对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界定也主要从“人”、“国家”和“行为逻辑”这三个维度进行界定。总体而言,西方现代价值体系发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秉持主权国家体系的国家观和世界秩序观,以工具理性为表现形式的绝对主义形式逻辑成为西方现代主流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这三个维度分别冲击着东亚传统价值体系的三个维度。从纯粹价值竞争的逻辑看,由于世界秩序观处于价值体系的外层,主权国家体系所暗含的世界秩序观较易取得对“家—国—天下”世界秩序观的优势地位。同样,由于处于价值体系的内层,个体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工具理性的形式逻辑却不易获得对“关系人”及相对主义逻辑的优势地位。第四章通过回顾和分析近代以来东亚地区权力结构变迁的总体特征,论述了上述价值体系竞争过程的时代背景以及东亚所处的弱势地位对价值体系竞争的塑造作用。具体而言,特定的外部战略环境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主权国家观念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却弱化了个体人与工具理性对“关系人”和相对主义逻辑的冲击力。价值体系竞争的一般机理和特定时代的战略环境决定了东亚地区主权观念在生成过程中主要习得了主权的对外向度,而在对内向度上则基本偏向了持整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国家主义。第五章为经验验证。通过分析幕末明初日本现代国家意识形成过程中民权与国权的双重变奏以及修约过程中日本对西方列强和对周边弱国不同的立场,验证了主权对内向度上的国家主义倾向和对外向度上的重权利、轻责任特征；通过分析清末民初中国主权意识和公民意识生成过程中“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使命,以及最终“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事实,验证了主权对内向度上的整体主义倾向和战略环境的强大塑造作用。第六章讨论了东亚主权观念的秩序意涵。由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积极倡导,在东亚地区,体现主权观念对外向度含义的主权原则更为饱满,既强调“吾之主权不容侵犯”,也强调“吾亦不侵犯他之主权”。这一原则对各国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作用,有利于各国在国际行为中保持克制,从而有利于地区的整体稳定。但是,作为“最高”原则的“成本—收益”考量集中于国家层面,从而对地区合作以及一体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这意味着东亚各国的知识精英有义务挖掘传统价值要素,探索突破主权观念的价值动力,重构东亚价值叙述。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验证,本文认为,观念和规范传播的过程,不能仅视为一方完全主动而另一方完全被动的“社会化”的过程,而应视为不同价值体系在特定时代背景中的竞争过程。传播者和接受者都是平等的行为体,在文明意义上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东亚主权观念与欧洲主权观念在看似相同的背后存在重大的不同。欧洲主权对内向度上的个体主义倾向在价值逻辑上与国际伦理中的世界主义立场一致,从而对主权的对外向度构成潜在的挑战,这为欧洲突破主权观念提供了必要的观念动力。与之相对比,东亚主权对内向度上的整体主义则进一步加固着主权观念。由于东亚地区主权观念目前不存在明显的竞争性价值要素,加之各国受侵略的历史记忆以及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考量,突破主权观念对于这一地区而言无疑非常困难。不过,随着东亚地区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地区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并且,东亚突破主权观念的方式和特征必然不同于西方。对于知识精英而言,通过挖掘传统价值资源建构突破主权观念的东亚方式既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知识创新的重要契机。事实上,通过强调世界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人的社会性和关系性、各类行为体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和工具—价值理性的协调性,东亚理应探索出突破主权观念的本土模式,重构东亚价值叙述,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注入新的制衡性价值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