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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外国直接投资因其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而受到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是国家真正财富的一部分。它们是其他形式资本的自然资本。自然资源有助于资源禀赋国家的财政收入、国民收入和减贫。自然资源如此重要性，因而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对自然资源进行适当和可持续的管理。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外国直接投资(FDI)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有趣问题是，它是否通过外国投资的知识和技能转移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文献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允许一个国家引进国内投资者无法获得的技术和知识，这样就可以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要，需要更好地了解东道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或决定因素。
目前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根据这种观点，制度质量通过塑造社会中关键经济行为者的激励来影响经济增长。特别是，它们影响着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以及生产组织的投资。目前学术界对此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制度质量、资源禀赋、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联系，争论的结果是混合的，也是不确定的。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一章：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包括资源禀赋、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以及制度质量在影响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章阐述了本研究的意义和主要创新点。
第二章：回顾了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以及制度质量在资源诅咒效应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相关文献。具体而言，回顾了资源禀赋、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以及制度质量如何有助于长期保持自然资源利用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益。本章还讨论了大家广泛关注的问题，建立制度组织来协调自然资源利用的经济与环境目标，促进外国资本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三章：本文考察了五个东非国家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首先回顾东非经济体不同类型的制度，并展示它们与经济增长表现的关系。虽然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但仍然存在许多争论，例如，哪一种特定类型的制度最为重要？如何更好地协调这些制度，以便其能够对东非国家的增长持续提供经济上的效益。本研究利用来自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五个东非国家的二级数据库构成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1996-2015，所有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此外，制度指标数据从世界治理指标(WGI)中获得。实际GDP(y)为因变量，制度质量(INS)为我们关注的关键自变量。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增长(POG)、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CF)、人力资本(HUC)和通货膨胀(INF)。
为了衡量制度质量，我们使用了世界银行提供的由六个不同指标组成的治理指标。这些指标基于对投资咨询公司、非政府组织、智库、政府和多边制度的各种治理措施的一些意见和基于感知的调查。这六个不同的指标分别是话语权和问责制、法治建设、腐败防治、管质量、政治稳定和政府效率。这些制度质量指标是Kaufmann等(2005)开创性工作中提供的治理指标。指标取值范围为-2.5到2.5之间，持续增加意味着更好的制度质量。我们使用熵方法分析这六个指标，并计算出综合制度指数。
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表明，衡量分散程度的标准差相当于均值而言相当均衡，最小值和最大值也相对接近均值，这表明没有异常值。根据Hausman检验，在5%的置信水平下，无法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的零假设，从而可以拒绝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的替代假设。我们还进行了Breusch和PaganLagrangian乘数测试，结果表明混合OLS回归模型是一致的。混合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制度强有力地促进了东非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样，我们应用GMM模型来检验五个东非国家的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使用GMM模型，我们首先使用Sargan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避免过度识别的限制。Sargan检验的零假设是过度识别工具与误差项不相关。估计模型的Sargan检验的p值是显著的，这意味着不能拒绝工具有效的零假设。GMM模型的结果表明，制度质量(INS)的系数是正的，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产权、法治和政治稳定等方面更好的制度质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该结果与前面的结果一致。
第四章:本章研究了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使用Solow增长模型，基于资源禀赋的约束来分析资源诅咒的制度根源。在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Barro和Sala-i-Martin(1995)指出，大多数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过程的特点是体内平衡，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Yu和Lee(2012)进一步使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来研究稳定增长。因此，我们使用考虑了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增强Solow增长模型来评估资源诅咒。我们选取了2001-2015年170个国家为样本，，使用世界治理指标(WGI)提供的制度质量指标。要素禀赋指数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其他没有特别说明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
因变量是人均GDP(y)。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是一个连续的、逐渐发展的过程，经济增长的早期趋势一般是持久的。因此，我们引入yt-1来估计滞后效应。如果滞后项的系数小于1，则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制度质量(IQ )是我们的关键自变量。制度质量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制度质量的差异有助于解释区域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Acemoglu和Robinson，2008)。现有研究主要使用民主指数或政体指数来衡量制度质量(Sachs and Warner，1995)。不同的指标选择会导致不同的回归结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模型的解释力。资源禀赋(RS)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另一个解释变量。自Auty(1990)首次提出资源诅咒的概念以来，许多学者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支持，发现丰富的自然资源将阻碍经济增长(例如，Mikesell，1997；Acemoglu等，2004)。资源禀赋的衡量遵循萨克斯和华纳(1995)和科尔斯塔德(2007)的方法，以初级产品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
继Barro和Sala-i-Martin(1995)以及Borensztein等(1998)，我们控制经济增长的其他重要决定因素。例如，Borensztein等(1998)建议外国直接投资(FDI)可以通过规模效应、组成效应和技术效应来影响经济。因此，我们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K f)来衡量实际使用的外国资本。此外，更高的国内投资份额可能伴随着更高的经济增长。国内投资(Kd)以资本存量和外国资本的差额来衡量。资本存量的数量采用Leamer(1984)的永续盘存法估算，其中折旧率设定为7％，使用GDP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因素。我们还考虑了关于劳动力(Labor)和技术进步(Tech)。增加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显着提高了经济效率，后者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Ro mer，1986)。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我们使用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它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资本存量的数量以及劳动力作为投入。所有涉及到的数据根据1990年的不变价格进行调整。由于理论框架中的SDPD模型包括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以允许国家之间的外生交互，因此基于Lee和Yu(2010，2012)提出的转换方法的偏差校正准最大似然估计(QMLE)用于估计SDPD模型的参数。此外，具有时间固定和国家固定效应的模型也通过偏差校正的QMLE基于直接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来估计。
在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回归之前，首先用Moran(范围从-1到1)指数验证空间自相关的是否存在。Moran检验的零假设是观测样本之间没有空间自相关，所以如果拒绝零假设，表明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趋于聚集。如果区域经济显示出正空间自相关，那么莫兰指数的值将介于0和1之间，如果莫兰指数接近1，则表明空间自相关性更强。否则，存在负空间自相关。我们用变量选择部分中描述的四个距离矩阵来评估Moran检验的零假设。表2中的估计结果显示了莫兰指数为正，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零假设，2008年和2009年欧几里德距离矩阵除外。莫兰指数表明世界经济增长空间集中。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表现出空间自相关，例如人均GDP高的国家在空间上彼此接近，而人均GDP低的国家也倾向于集聚。因此，我们将空间自相关纳入我们的分析，并报告SDPD模型的估计结果。
对170个国家的总样本进行空间计量分析表明，两个模型中LnIQ的系数在10％水平下并不显著。然而，将LnIQ及其平方纳入模型会产生显着的正系数，表明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最后，通过逐步回归将资源禀赋和制度质量的相互作用项(LnRS×LnIQ和LnRS×LnIQ)纳入模型。我们使用Lee和Yu(2010)建议的偏差校正QMLE估计方法。用于SDPD模型的偏差校正QMLE方法的一致性取决于数据生成过程。对于所有模型，sum(λ+τ+ρ)的估计值小于1，表明动态空间模型的数据生成过程是稳定的。因此，结果所报告的值是有效的。Wald测试可用于选择合适的SDPD模型。由于Wald检验产生的值不显著，我们不会拒绝将SDM模型简化为SAR模型的零假设。同时，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具有双向固定效应的SAR模型更好地解释了样本数据。滞后项Lny-1的系数为正且超过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各国经济增长的动态趋同。空间滞后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区域间经济具有正溢出效应。
SDPD的结果表明，当考虑资源禀赋和制度质量的交叉项时，LnIQ及其平方的系数在1％水平下是正的和显著的。因此，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遵循U形模式。具体而言，当制度维持在较低水平时，制度质量的改善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但是，当制度质量达到较高水平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逐渐显现。出现这种模式是因为制度质量的提高不仅可以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刺激企业投资无形资产和研发，还可以降低要素价格扭曲(Acemoglu和Robinson，2008；Costinot，2009)。因此，资本可以迅速从生产率较低的公司转向更高生产力的公司，从而促进经济增长(Hsieh和Klenow，2010)。此外，交叉项LnRS×LnIQ和LnRS×LnIQ2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均显著为负的。因此，资源禀赋缓和了制度质量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倒U型模式。资源禀赋的改善在调节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前提是一个国家资源贫乏，即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随着资源禀赋的改善而加强。但是，当资源禀赋相对较高时，资源禀赋负面地缓和了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逐渐减小。LnIQLnRS×2LnIQLnRS×
我们考虑几种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的机制。首先，提高制度质量有利于扩大对资源匮乏国家的投资。具体而言，制度激励可以作为鼓励潜在投资者和促进产业集聚的积极信号，这将促使当地企业扩大投资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Greasley和Madsen，2010)。因此，资源禀赋的改善可以积极地调节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而，过多的资源可能会导致钝化效应，从而抑制制度质量的作用(Badia-Miró等，2015)。钝化效应，表明丰富的资源禀赋导致制度失灵或变异，主要采取两种形式。首先是生产钝化，其中丰富的资源禀赋集中了资源密集型行业中有限的资本和劳动力。因此，制造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将减少，长期制造将停滞或下降(Sachs and Wamer，2001)。第二种形式的钝化效应涉及腐败和寻租活动。丰富的资源可能成为不公正的根源和腐败的滋生地(Bhattacharyya和Hodler，2010；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2013)，因为可能伴随丰富资源的国内利益集团经常游说政府制定有利的政策为了自己的利益，最终导致寻租活动和腐败。因此，资源丰富国家的过度租金会严重阻碍政治体制，扭曲经济体制安排。总体而言，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似乎与临界值不同，其边际效应等于零。当资源禀赋低于临界值时存在正调节效应，而当资源禀赋高于临界值时出现负调节效应。
实证结果还表明，外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特征意味着，如果东道国拥有开发与外国投资相关的技术，技能和知识所需的最低吸收能力，外国投资将有助于产出增长。这些结果证实了在实证文献中发现的先前结果(Kokko，1996；Aitken和Harrison，1999；Guariglia和Poncent，2008)。类似的，在1%的置信水平下，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显著的影响。国内投资的积极影响可归因于外国投资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基于国内公司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的能力。值得注意的结果是劳动力变量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显著的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微不足道，表明某个国家劳动力的增加不利于国内经济增长，但对邻国经济没有显著影响。该结果与Keller(2002)和Ertur和Koch(2007)提出的结果一致。
考虑到短时间跨度通常被认为不适合研究面板数据框架中的增长趋同，因为不可观察的因素可能在短时间跨度内显现出来，并且它们的干扰项更可能受到商业周期波动的影响(Mankiw等，1992；Islam，1995；Hauk和Wacziarg，2009)。此外，技术溢出效应可能仅在几年后才能看出(Lee和Yu，2012)。因此，本文选择三年的时间间隔，以便在2001-2015年期间选择五个数据点。通过逐步回归分析进行三年间隔的SDPD结果，三年间隔的估计结果强烈支持空间自相关的存在。对于表4中的所有模型，sum(λ+τ+ρ)的估计值小于1，表明基于偏差校正的QMLE的估计是有效的。Wald测试结果也很显著，表明拒绝零假设，即具有双向固定效应的SDM模型可以简化为SAR模型。最后，空间滞后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SDM模型更适合构建回归。λ????
总体而言，实证结果表明有条件收敛的证据，因为Lny-1的系数小于1。同样，WLny-1的系数对所有模型都是正的显著的，这表明其他国家的初始条件与区域经济相关。对于所有模型，空间滞后项MLny具有正的显著的系数，表明各国之间存WLny-1WLny在内生相互作用，这与Yu和Lee(2012)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在考虑制度质量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相互作用后，LnIQ及其平方的系数在1％水平下都均显著为正。相反，交叉项LnRS×LnIQ和LnRS×LnIQ2的系数是显著为负的。LnIQ的二阶导数规则表明，在两种情况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遵循U形模式。此外，跨期结果表明，资源禀赋对制度质量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形成倒U型模式。这些结论与2001-2015年期间总样本的实证结果一致。在考虑了技术溢出效应的滞后效应后，我们发现的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其他变量的系数与总样本中的系数一致。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空间滞后变量的系数及其对区域经济溢出效应检验的意义。实证结果表明，空间滞后变量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具体而言，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邻国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将大大增强区域经济。我们提出两种可能的原因。首先，技术上的相似性会增加员工流动率，受过培训的外籍员工将改善绿色技术的溢出效应(BlomstromandKokko，1998；CheungandLin，2004)。第二，产业竞争可能促使外国直接投资加强与其他企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增强纵向溢出效应(Javorcik，2004；Girma等，2008)。邻近产业的国内资本也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国内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深化将为区域经济做出更大贡献。此外，WLnTech的系数是正的，并且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这表明存在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资源禀赋的空间滞后(WLnRS)在所有回归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表明其他国家的资源禀赋也与个别国家的增长有关。对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是资源优越的国家参与竞争，导致要素价格扭曲。
此外，我们可以发现，制度质量(LnIQ)及其平方的空间滞后具有正的显著的系数，表明制度质量对邻近经济具有非线性影响。这种溢出效应主要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体制改善对邻近地区产生了示范作用，最终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增加了整个地区的公共福利。同时，W(LnRS×LnIQ)和W(LnRS×LnIQ2)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负的，这意味着资源禀赋也缓和了邻近地区的制度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倒U形模式。上述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各国之间存在溢出效应，并支持SDM模型在三年内的使用。
SDM模型包含解释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因此很难测试影响邻国的影响所产生的反馈效应，并将其传递回给定的个别国家(Anselin和Gallo，2006)。LeSage和Pace(2009)提出通过偏导数解释SDM模型的回归系数，并基于空间自相关计算直接和间接影响。对于每个国家，直接影响反映了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影响。间接影响可以解释为区域溢出效应。指出了变量的短期边际效应，包括直接、间接和总效应。我们发现这三种效应的估计系数的方向符合预期。
SDPD模型的稳健性测试为我们的核心模型规范提供了四个修改，以测试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对于第一个修改，使用三个其他权重矩阵来测量国家之间的距离：这些是邻接矩阵，经济矩阵和混合权重矩阵，已在变量选择部分中进行了描述。对于第二个修改，时间间隔从三年变为四年，并且在回归模型中也实现具有三年跨度而不是点数据的平均数据。对于第三个修改，使用基于直接方法的QMLE估计具有时间固定和国家固定效应的模型。最后，将总样本划分为几个区域，以比较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间的差异。对于每个修改，我们仅提供SDM模型的估计结果，其对应于理论方程并且已被验证为优秀模型。使用不同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表明相应变量的系数与前文报告的结果一致。相比之下，混合权重矩阵的空间滞后项的统计数据远远高于其他矩阵，这表明经济溢出效应受经济发展的距离和水平的影响。此外，直接方法给出了类似的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使用转换方法的估计比直接估计具有更快的收敛速度，这与Lee和Yu(2012)的结论一致。
本文还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诅咒效应。逐步回归方法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远高于发达国家。具体而言，随着最后一年的经济增长率上升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约0.080％，比发达国家的增长率高约0.018％。这一结果表明，保持每个国家稳定的经济增长应该是首要任务。此外，空间滞后项WLny的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证实了区域经济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繁荣应该是政府稳定经济增长的首选。WLny
最后一项稳健性检验，我们将样本分为总统与议会国家，以比较资源禀赋如何缓和不同制度形式的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将交叉项LnRS×LnIQ和同时加入模型后，LnIQ及其平方的系数在议会国家是正的显著的，而LnRS和LnIQ之间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因此，资源禀赋在总统国家具有调节作用，其关系呈倒U形模式。表6中的结果还表明，LnIQ及其平方的系数在总统国家的10％水平下并不显著，交叉项LnRS×LnIQ和LnRS×LnIQ2的系数是显著为负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质量对总统经济没有直接影响，但它通过资源禀赋影响其经济绩效。随着资源禀赋的改善，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先增大后减小。这些结果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议会国家的资源分配比总统国家更有效，因为议会国家在资源租赁管理方面有更有效的制度安排(Mehlum等，2006；Boschini等，2007)。总的来说，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支持前文我们的核心模型LnRS×LnIQLnIQLnRS×2LnIQLnRS×规范实证得出的结论，其具有类似的符号和意义。因此，用于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的上述四个稳健性检验证实了我们的结论。
除上述分析外，我们还对不同国家的部分样本进行空间计量经济分析。国家集团的估计结果分为四个地区，包括拉美国家，欧美国家，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通过逐步回归方法，我们发现亚洲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远高于其他国家。具体而言，去年经济增长率为1％，亚洲经济平均增长约1.10％，比拉美国家高出约0.31％，比欧美国家和非洲国家高0.77％，以及0.83％。％比非洲国家高。这一发现表明，维持每个国家稳定的经济增长是首要任务。此外，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在10％显著性检验下为正，证实了区域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拉美和亚洲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比其他地区更明显，因此快速发展地区更可能存在更高的空间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繁荣是各国政府优此外，拉丁美洲和非洲样本的制度质量系数及其平方在统计上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没有实质证据表明这些国家的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通过比较，我们发现RS和IQ之间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上述两个样本中都显著为负。然而，拉丁美洲样本的资源禀赋系数显著为负，而非洲样本则为正。研究结果表明，资源诅咒假说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制度质量的提高进一步加强了资源诅咒效应。对非洲国家而言，一旦考虑到资源禀赋与制度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资源效应将从“祝福”转变为“诅咒”。对这些研究结果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拉丁美洲和非洲脆弱的制度导致更高的资源租金，这反过来又扭曲了制度安排，并最终使它们陷入一个奇怪的循环，即丰富的资源反向挤压经济发展(Acemoglu等，2004)。先考虑稳定经济增长的重点。
相比之下，RS和IQ以及RS和IQ平方之间的交叉项系数都是正的，并且通过了欧洲和美国样本的5％显著性检验，亚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结果表明，在资源禀赋的影响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U形的，这与我们在总样本中发现的一致。据估计，欧美国家U形曲线的拐点为-8.359，显著高于欧美样本中制度质量的最小值。因此，制度质量与资源禀赋驱动的区域经济正相关。同时，资源禀赋缓和了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形成了U形模式，阈值为-6.446。到2015年，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家处于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因此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制度质量削弱了资源祝福效应。这可能部分是因为太多的制度安排为寻租服务，并最终受到资源诅咒的影响。结果还表明，四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关键取决于要素投资。欧美国家的外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地区，而国内投资对非洲国家的影响相对较高。此外，劳动力对非洲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负面影响。由于缺乏技术进步和培训，这可能与低生产率有关。技术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和重要的。这些结果的含义是存在积极的溢出效应，这提高了生产率并最终提高了产量。
第五章：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制度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此外还应用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分析。
我们的研究使用了2001-2015年期间3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样本的样本数据。所使用的数据库来自两个来源。除了制度指标外，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由WordBank提供。制度质量措施的数据来自世界治理指标(WGI)，与Kaufmann等(2010)的数据一致。GDP为因变量，以人均实际增长率来衡量。其他传统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含在回归中。这些变量的选择基于许多先前的增长理论(如Barro，1991)。所使用的变量包括人均GDP的初始水平，以控制条件趋同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是我们关注的解释变量，以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百分比来衡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代表对GDP的投资比率。预期正的回归系数意味着更大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增长(Mankiw等，1992)。此外，还控制了通货膨胀因素，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年度变化来衡量。在经济中，高通胀是宏观经济失衡的一个标志，将会降低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检验，我们可以在5％置信区间内拒绝零假设，即随机效应模型是合适的，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FDI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可能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受援国有可能未达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潜在利益所需的最低发展水平。但是，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重要的影响，这意味着改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通货膨胀和资本形成总额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这意味着，总资本形成水平的提高将提高产出水平。但是，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长。
然后，我们在模型(2)中引入了一个新变量，作为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制度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项。发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是正的显著的。其含义是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而提高。该结果与之前的其他研究一致(如Azman-Saini等，2010；和Nawaz，2015)。此外，外国直接投资和制度质量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并不显著。没有直接的影响渠道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互动术语影响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制度质量是外国直接投资溢出的必要条件。
为了保证实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我们使用广义矩量法(GMM)(Blundell和Bond，1998)。GMM估计量的使用可以解决同时来自解释变量的合理内生性的偏差。估计量还可以控制可能存在的未观察到的国家特定效应，并获得对未知形式的异方差性具有的参数估计(Blundell和Bond1998)。通常使用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Arellano和Bover1995；Blundell和Bond，1998)。然而，差分GMM可能会带来一些偏误(Blundell和Bond，1998)。如果因变量接近随机游走，那么因变量的滞后水平仅与该序列的一阶差分微弱相关，因此，只是弱工具变量(Roodman，2009)。而系统GMM估计基于因变量的静态限制(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对不同滞后期的被解释变量提出了一组新的工具变量。因此，它利用系统内的一组新工具变量，这些工具变量不能用于差分GMM估计，并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方程组。HansenJ-test探讨了协变量的滞后值是否是有效的工具。一阶和二阶自相关的Arellano-Bond检验检查差异误差项的第一和第二序列是否相关。验证了二阶的Arellano-Bond序列相关检验，并且它提供了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并且误差项不存在任何序列相关性。受限的汉森检验表明模型被正确指定，因此我们的模型是有效的。
GMM的结果证实了先前的回归结果，并支持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取决于制度质量。经济增长只能根据制度的水平来提高。如果该国的制度薄弱，我们预计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没有积极的溢出效应。相反，强有力的制度预计会给经济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但是，溢出效应的程度将取决于其他因素的存在，例如基础设施发展和东道国的金融部门。当单独考虑制度质量时，其系数为负。但在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与制度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项后，相互作用项的系数变为正数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证实了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
第六章:
第一，介绍结论和政策含义。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源禀赋因其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而受到政策和决策者的极大关注。然而，强势制度的影响对促进这种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首先考察了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五个东非国家的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使用了Kaufmann等(2005)提出的六个治理指标，用熵方法构建了一个制度质量的综合指标体系。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对东非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该结果与其他研究一致(Acemoglu和Robinson，2012；Barro，1996；Zhuang等，2010)。
第二，利用新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框架，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析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将2001-2015年的170个国家的统计数据纳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以进一步实证检验制度质量在资源诅咒效应中的调节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积极的溢出效应。因此，邻国特别是发展中地区，具有类似的增长模式和空间连接结构。这些结果表明，从空间经济的角度对资源诅咒现象进行实证检验至关重要。我们发现制度质量影响地方和邻近地区的经济，这种关系遵循U形模式。这些非线性影响的原因可能是前者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后者的示范效应。此外，资源禀赋缓和了制度质量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倒U型模式。这一特征是由投资扩张效应和钝化效应引起的。上述结论在使用不同的权重矩阵、改变时间间隔以及将样本划分为若干区域后依然稳健。
第三，我们利用固定效应和GMM模型，研究了39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样本中制度质量在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的调节作用。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表明FDI对东道国经济具有负面和显著的影响。当我们引入FDI与制度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时，结果显示出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而增强。我们应用了GMM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结果印证了前面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即制度质量增强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得出的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资源禀赋、外国直接投资、制度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各国需要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防治腐败、法治、政治稳定和财产权等治理指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些制度措施的力量有助于为经济活动的繁荣奠定环境。
本研究采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经济增长的结果表明，政策制定者想要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时，不仅应考虑特定经济领域的本地能力，还应考虑邻近经济领域的能力。此外，我们验证了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资源诅咒不是资源开发的必然结果，资源禀赋与制度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资源诅咒是否发生，这可能为资源诅咒与资源祝福共存的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因此，为了成功避免资源诅咒，我们不仅要善于利用资源，多样化发展经济，从而减少与自然资源的自相关，还要在合理的引入有效法规，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资源丰富产业的内在缺陷。
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基础设施发展以及该国制度的作用。因此，决策制定者和政策制定者不仅要考虑提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激励措施，还应该加强制度改革，促进外国投资的双赢。他们还应鼓励私营部门与外国投资者建立伙伴关系。这将有助于当地投资者获得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因此，旨在增强外国投资潜在收益的适当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应当维持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基础设施。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加强土地方面法律法规的审查，以通过跨国公司的转让定价来限制资本外逃。
目前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根据这种观点，制度质量通过塑造社会中关键经济行为者的激励来影响经济增长。特别是，它们影响着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以及生产组织的投资。目前学术界对此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制度质量、资源禀赋、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联系，争论的结果是混合的，也是不确定的。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一章：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包括资源禀赋、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以及制度质量在影响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章阐述了本研究的意义和主要创新点。
第二章：回顾了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以及制度质量在资源诅咒效应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相关文献。具体而言，回顾了资源禀赋、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以及制度质量如何有助于长期保持自然资源利用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益。本章还讨论了大家广泛关注的问题，建立制度组织来协调自然资源利用的经济与环境目标，促进外国资本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三章：本文考察了五个东非国家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首先回顾东非经济体不同类型的制度，并展示它们与经济增长表现的关系。虽然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但仍然存在许多争论，例如，哪一种特定类型的制度最为重要？如何更好地协调这些制度，以便其能够对东非国家的增长持续提供经济上的效益。本研究利用来自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五个东非国家的二级数据库构成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1996-2015，所有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此外，制度指标数据从世界治理指标(WGI)中获得。实际GDP(y)为因变量，制度质量(INS)为我们关注的关键自变量。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增长(POG)、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CF)、人力资本(HUC)和通货膨胀(INF)。
为了衡量制度质量，我们使用了世界银行提供的由六个不同指标组成的治理指标。这些指标基于对投资咨询公司、非政府组织、智库、政府和多边制度的各种治理措施的一些意见和基于感知的调查。这六个不同的指标分别是话语权和问责制、法治建设、腐败防治、管质量、政治稳定和政府效率。这些制度质量指标是Kaufmann等(2005)开创性工作中提供的治理指标。指标取值范围为-2.5到2.5之间，持续增加意味着更好的制度质量。我们使用熵方法分析这六个指标，并计算出综合制度指数。
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表明，衡量分散程度的标准差相当于均值而言相当均衡，最小值和最大值也相对接近均值，这表明没有异常值。根据Hausman检验，在5%的置信水平下，无法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的零假设，从而可以拒绝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的替代假设。我们还进行了Breusch和PaganLagrangian乘数测试，结果表明混合OLS回归模型是一致的。混合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制度强有力地促进了东非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样，我们应用GMM模型来检验五个东非国家的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使用GMM模型，我们首先使用Sargan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避免过度识别的限制。Sargan检验的零假设是过度识别工具与误差项不相关。估计模型的Sargan检验的p值是显著的，这意味着不能拒绝工具有效的零假设。GMM模型的结果表明，制度质量(INS)的系数是正的，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产权、法治和政治稳定等方面更好的制度质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该结果与前面的结果一致。
第四章:本章研究了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使用Solow增长模型，基于资源禀赋的约束来分析资源诅咒的制度根源。在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Barro和Sala-i-Martin(1995)指出，大多数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过程的特点是体内平衡，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Yu和Lee(2012)进一步使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来研究稳定增长。因此，我们使用考虑了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增强Solow增长模型来评估资源诅咒。我们选取了2001-2015年170个国家为样本，，使用世界治理指标(WGI)提供的制度质量指标。要素禀赋指数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其他没有特别说明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
因变量是人均GDP(y)。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是一个连续的、逐渐发展的过程，经济增长的早期趋势一般是持久的。因此，我们引入yt-1来估计滞后效应。如果滞后项的系数小于1，则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制度质量(IQ )是我们的关键自变量。制度质量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制度质量的差异有助于解释区域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Acemoglu和Robinson，2008)。现有研究主要使用民主指数或政体指数来衡量制度质量(Sachs and Warner，1995)。不同的指标选择会导致不同的回归结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模型的解释力。资源禀赋(RS)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另一个解释变量。自Auty(1990)首次提出资源诅咒的概念以来，许多学者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支持，发现丰富的自然资源将阻碍经济增长(例如，Mikesell，1997；Acemoglu等，2004)。资源禀赋的衡量遵循萨克斯和华纳(1995)和科尔斯塔德(2007)的方法，以初级产品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
继Barro和Sala-i-Martin(1995)以及Borensztein等(1998)，我们控制经济增长的其他重要决定因素。例如，Borensztein等(1998)建议外国直接投资(FDI)可以通过规模效应、组成效应和技术效应来影响经济。因此，我们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K f)来衡量实际使用的外国资本。此外，更高的国内投资份额可能伴随着更高的经济增长。国内投资(Kd)以资本存量和外国资本的差额来衡量。资本存量的数量采用Leamer(1984)的永续盘存法估算，其中折旧率设定为7％，使用GDP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因素。我们还考虑了关于劳动力(Labor)和技术进步(Tech)。增加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显着提高了经济效率，后者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Ro mer，1986)。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我们使用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它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资本存量的数量以及劳动力作为投入。所有涉及到的数据根据1990年的不变价格进行调整。由于理论框架中的SDPD模型包括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以允许国家之间的外生交互，因此基于Lee和Yu(2010，2012)提出的转换方法的偏差校正准最大似然估计(QMLE)用于估计SDPD模型的参数。此外，具有时间固定和国家固定效应的模型也通过偏差校正的QMLE基于直接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来估计。
在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回归之前，首先用Moran(范围从-1到1)指数验证空间自相关的是否存在。Moran检验的零假设是观测样本之间没有空间自相关，所以如果拒绝零假设，表明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趋于聚集。如果区域经济显示出正空间自相关，那么莫兰指数的值将介于0和1之间，如果莫兰指数接近1，则表明空间自相关性更强。否则，存在负空间自相关。我们用变量选择部分中描述的四个距离矩阵来评估Moran检验的零假设。表2中的估计结果显示了莫兰指数为正，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零假设，2008年和2009年欧几里德距离矩阵除外。莫兰指数表明世界经济增长空间集中。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表现出空间自相关，例如人均GDP高的国家在空间上彼此接近，而人均GDP低的国家也倾向于集聚。因此，我们将空间自相关纳入我们的分析，并报告SDPD模型的估计结果。
对170个国家的总样本进行空间计量分析表明，两个模型中LnIQ的系数在10％水平下并不显著。然而，将LnIQ及其平方纳入模型会产生显着的正系数，表明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最后，通过逐步回归将资源禀赋和制度质量的相互作用项(LnRS×LnIQ和LnRS×LnIQ)纳入模型。我们使用Lee和Yu(2010)建议的偏差校正QMLE估计方法。用于SDPD模型的偏差校正QMLE方法的一致性取决于数据生成过程。对于所有模型，sum(λ+τ+ρ)的估计值小于1，表明动态空间模型的数据生成过程是稳定的。因此，结果所报告的值是有效的。Wald测试可用于选择合适的SDPD模型。由于Wald检验产生的值不显著，我们不会拒绝将SDM模型简化为SAR模型的零假设。同时，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具有双向固定效应的SAR模型更好地解释了样本数据。滞后项Lny-1的系数为正且超过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各国经济增长的动态趋同。空间滞后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区域间经济具有正溢出效应。
SDPD的结果表明，当考虑资源禀赋和制度质量的交叉项时，LnIQ及其平方的系数在1％水平下是正的和显著的。因此，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遵循U形模式。具体而言，当制度维持在较低水平时，制度质量的改善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但是，当制度质量达到较高水平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逐渐显现。出现这种模式是因为制度质量的提高不仅可以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刺激企业投资无形资产和研发，还可以降低要素价格扭曲(Acemoglu和Robinson，2008；Costinot，2009)。因此，资本可以迅速从生产率较低的公司转向更高生产力的公司，从而促进经济增长(Hsieh和Klenow，2010)。此外，交叉项LnRS×LnIQ和LnRS×LnIQ2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均显著为负的。因此，资源禀赋缓和了制度质量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倒U型模式。资源禀赋的改善在调节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前提是一个国家资源贫乏，即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随着资源禀赋的改善而加强。但是，当资源禀赋相对较高时，资源禀赋负面地缓和了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逐渐减小。LnIQLnRS×2LnIQLnRS×
我们考虑几种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的机制。首先，提高制度质量有利于扩大对资源匮乏国家的投资。具体而言，制度激励可以作为鼓励潜在投资者和促进产业集聚的积极信号，这将促使当地企业扩大投资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Greasley和Madsen，2010)。因此，资源禀赋的改善可以积极地调节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而，过多的资源可能会导致钝化效应，从而抑制制度质量的作用(Badia-Miró等，2015)。钝化效应，表明丰富的资源禀赋导致制度失灵或变异，主要采取两种形式。首先是生产钝化，其中丰富的资源禀赋集中了资源密集型行业中有限的资本和劳动力。因此，制造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将减少，长期制造将停滞或下降(Sachs and Wamer，2001)。第二种形式的钝化效应涉及腐败和寻租活动。丰富的资源可能成为不公正的根源和腐败的滋生地(Bhattacharyya和Hodler，2010；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2013)，因为可能伴随丰富资源的国内利益集团经常游说政府制定有利的政策为了自己的利益，最终导致寻租活动和腐败。因此，资源丰富国家的过度租金会严重阻碍政治体制，扭曲经济体制安排。总体而言，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似乎与临界值不同，其边际效应等于零。当资源禀赋低于临界值时存在正调节效应，而当资源禀赋高于临界值时出现负调节效应。
实证结果还表明，外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特征意味着，如果东道国拥有开发与外国投资相关的技术，技能和知识所需的最低吸收能力，外国投资将有助于产出增长。这些结果证实了在实证文献中发现的先前结果(Kokko，1996；Aitken和Harrison，1999；Guariglia和Poncent，2008)。类似的，在1%的置信水平下，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显著的影响。国内投资的积极影响可归因于外国投资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基于国内公司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的能力。值得注意的结果是劳动力变量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显著的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微不足道，表明某个国家劳动力的增加不利于国内经济增长，但对邻国经济没有显著影响。该结果与Keller(2002)和Ertur和Koch(2007)提出的结果一致。
考虑到短时间跨度通常被认为不适合研究面板数据框架中的增长趋同，因为不可观察的因素可能在短时间跨度内显现出来，并且它们的干扰项更可能受到商业周期波动的影响(Mankiw等，1992；Islam，1995；Hauk和Wacziarg，2009)。此外，技术溢出效应可能仅在几年后才能看出(Lee和Yu，2012)。因此，本文选择三年的时间间隔，以便在2001-2015年期间选择五个数据点。通过逐步回归分析进行三年间隔的SDPD结果，三年间隔的估计结果强烈支持空间自相关的存在。对于表4中的所有模型，sum(λ+τ+ρ)的估计值小于1，表明基于偏差校正的QMLE的估计是有效的。Wald测试结果也很显著，表明拒绝零假设，即具有双向固定效应的SDM模型可以简化为SAR模型。最后，空间滞后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SDM模型更适合构建回归。λ????
总体而言，实证结果表明有条件收敛的证据，因为Lny-1的系数小于1。同样，WLny-1的系数对所有模型都是正的显著的，这表明其他国家的初始条件与区域经济相关。对于所有模型，空间滞后项MLny具有正的显著的系数，表明各国之间存WLny-1WLny在内生相互作用，这与Yu和Lee(2012)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在考虑制度质量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相互作用后，LnIQ及其平方的系数在1％水平下都均显著为正。相反，交叉项LnRS×LnIQ和LnRS×LnIQ2的系数是显著为负的。LnIQ的二阶导数规则表明，在两种情况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遵循U形模式。此外，跨期结果表明，资源禀赋对制度质量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形成倒U型模式。这些结论与2001-2015年期间总样本的实证结果一致。在考虑了技术溢出效应的滞后效应后，我们发现的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其他变量的系数与总样本中的系数一致。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空间滞后变量的系数及其对区域经济溢出效应检验的意义。实证结果表明，空间滞后变量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具体而言，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邻国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将大大增强区域经济。我们提出两种可能的原因。首先，技术上的相似性会增加员工流动率，受过培训的外籍员工将改善绿色技术的溢出效应(BlomstromandKokko，1998；CheungandLin，2004)。第二，产业竞争可能促使外国直接投资加强与其他企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增强纵向溢出效应(Javorcik，2004；Girma等，2008)。邻近产业的国内资本也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国内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深化将为区域经济做出更大贡献。此外，WLnTech的系数是正的，并且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这表明存在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资源禀赋的空间滞后(WLnRS)在所有回归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表明其他国家的资源禀赋也与个别国家的增长有关。对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是资源优越的国家参与竞争，导致要素价格扭曲。
此外，我们可以发现，制度质量(LnIQ)及其平方的空间滞后具有正的显著的系数，表明制度质量对邻近经济具有非线性影响。这种溢出效应主要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体制改善对邻近地区产生了示范作用，最终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增加了整个地区的公共福利。同时，W(LnRS×LnIQ)和W(LnRS×LnIQ2)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负的，这意味着资源禀赋也缓和了邻近地区的制度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倒U形模式。上述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各国之间存在溢出效应，并支持SDM模型在三年内的使用。
SDM模型包含解释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因此很难测试影响邻国的影响所产生的反馈效应，并将其传递回给定的个别国家(Anselin和Gallo，2006)。LeSage和Pace(2009)提出通过偏导数解释SDM模型的回归系数，并基于空间自相关计算直接和间接影响。对于每个国家，直接影响反映了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影响。间接影响可以解释为区域溢出效应。指出了变量的短期边际效应，包括直接、间接和总效应。我们发现这三种效应的估计系数的方向符合预期。
SDPD模型的稳健性测试为我们的核心模型规范提供了四个修改，以测试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对于第一个修改，使用三个其他权重矩阵来测量国家之间的距离：这些是邻接矩阵，经济矩阵和混合权重矩阵，已在变量选择部分中进行了描述。对于第二个修改，时间间隔从三年变为四年，并且在回归模型中也实现具有三年跨度而不是点数据的平均数据。对于第三个修改，使用基于直接方法的QMLE估计具有时间固定和国家固定效应的模型。最后，将总样本划分为几个区域，以比较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间的差异。对于每个修改，我们仅提供SDM模型的估计结果，其对应于理论方程并且已被验证为优秀模型。使用不同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表明相应变量的系数与前文报告的结果一致。相比之下，混合权重矩阵的空间滞后项的统计数据远远高于其他矩阵，这表明经济溢出效应受经济发展的距离和水平的影响。此外，直接方法给出了类似的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使用转换方法的估计比直接估计具有更快的收敛速度，这与Lee和Yu(2012)的结论一致。
本文还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诅咒效应。逐步回归方法表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远高于发达国家。具体而言，随着最后一年的经济增长率上升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约0.080％，比发达国家的增长率高约0.018％。这一结果表明，保持每个国家稳定的经济增长应该是首要任务。此外，空间滞后项WLny的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证实了区域经济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繁荣应该是政府稳定经济增长的首选。WLny
最后一项稳健性检验，我们将样本分为总统与议会国家，以比较资源禀赋如何缓和不同制度形式的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将交叉项LnRS×LnIQ和同时加入模型后，LnIQ及其平方的系数在议会国家是正的显著的，而LnRS和LnIQ之间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因此，资源禀赋在总统国家具有调节作用，其关系呈倒U形模式。表6中的结果还表明，LnIQ及其平方的系数在总统国家的10％水平下并不显著，交叉项LnRS×LnIQ和LnRS×LnIQ2的系数是显著为负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质量对总统经济没有直接影响，但它通过资源禀赋影响其经济绩效。随着资源禀赋的改善，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先增大后减小。这些结果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议会国家的资源分配比总统国家更有效，因为议会国家在资源租赁管理方面有更有效的制度安排(Mehlum等，2006；Boschini等，2007)。总的来说，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支持前文我们的核心模型LnRS×LnIQLnIQLnRS×2LnIQLnRS×规范实证得出的结论，其具有类似的符号和意义。因此，用于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的上述四个稳健性检验证实了我们的结论。
除上述分析外，我们还对不同国家的部分样本进行空间计量经济分析。国家集团的估计结果分为四个地区，包括拉美国家，欧美国家，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通过逐步回归方法，我们发现亚洲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远高于其他国家。具体而言，去年经济增长率为1％，亚洲经济平均增长约1.10％，比拉美国家高出约0.31％，比欧美国家和非洲国家高0.77％，以及0.83％。％比非洲国家高。这一发现表明，维持每个国家稳定的经济增长是首要任务。此外，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在10％显著性检验下为正，证实了区域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拉美和亚洲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比其他地区更明显，因此快速发展地区更可能存在更高的空间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繁荣是各国政府优此外，拉丁美洲和非洲样本的制度质量系数及其平方在统计上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没有实质证据表明这些国家的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通过比较，我们发现RS和IQ之间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上述两个样本中都显著为负。然而，拉丁美洲样本的资源禀赋系数显著为负，而非洲样本则为正。研究结果表明，资源诅咒假说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制度质量的提高进一步加强了资源诅咒效应。对非洲国家而言，一旦考虑到资源禀赋与制度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资源效应将从“祝福”转变为“诅咒”。对这些研究结果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拉丁美洲和非洲脆弱的制度导致更高的资源租金，这反过来又扭曲了制度安排，并最终使它们陷入一个奇怪的循环，即丰富的资源反向挤压经济发展(Acemoglu等，2004)。先考虑稳定经济增长的重点。
相比之下，RS和IQ以及RS和IQ平方之间的交叉项系数都是正的，并且通过了欧洲和美国样本的5％显著性检验，亚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结果表明，在资源禀赋的影响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U形的，这与我们在总样本中发现的一致。据估计，欧美国家U形曲线的拐点为-8.359，显著高于欧美样本中制度质量的最小值。因此，制度质量与资源禀赋驱动的区域经济正相关。同时，资源禀赋缓和了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形成了U形模式，阈值为-6.446。到2015年，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家处于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因此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制度质量削弱了资源祝福效应。这可能部分是因为太多的制度安排为寻租服务，并最终受到资源诅咒的影响。结果还表明，四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关键取决于要素投资。欧美国家的外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地区，而国内投资对非洲国家的影响相对较高。此外，劳动力对非洲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负面影响。由于缺乏技术进步和培训，这可能与低生产率有关。技术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和重要的。这些结果的含义是存在积极的溢出效应，这提高了生产率并最终提高了产量。
第五章：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制度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此外还应用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分析。
我们的研究使用了2001-2015年期间3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样本的样本数据。所使用的数据库来自两个来源。除了制度指标外，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由WordBank提供。制度质量措施的数据来自世界治理指标(WGI)，与Kaufmann等(2010)的数据一致。GDP为因变量，以人均实际增长率来衡量。其他传统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含在回归中。这些变量的选择基于许多先前的增长理论(如Barro，1991)。所使用的变量包括人均GDP的初始水平，以控制条件趋同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是我们关注的解释变量，以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百分比来衡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代表对GDP的投资比率。预期正的回归系数意味着更大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增长(Mankiw等，1992)。此外，还控制了通货膨胀因素，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年度变化来衡量。在经济中，高通胀是宏观经济失衡的一个标志，将会降低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检验，我们可以在5％置信区间内拒绝零假设，即随机效应模型是合适的，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FDI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可能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受援国有可能未达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潜在利益所需的最低发展水平。但是，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重要的影响，这意味着改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通货膨胀和资本形成总额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这意味着，总资本形成水平的提高将提高产出水平。但是，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长。
然后，我们在模型(2)中引入了一个新变量，作为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制度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项。发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是正的显著的。其含义是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而提高。该结果与之前的其他研究一致(如Azman-Saini等，2010；和Nawaz，2015)。此外，外国直接投资和制度质量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并不显著。没有直接的影响渠道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互动术语影响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制度质量是外国直接投资溢出的必要条件。
为了保证实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我们使用广义矩量法(GMM)(Blundell和Bond，1998)。GMM估计量的使用可以解决同时来自解释变量的合理内生性的偏差。估计量还可以控制可能存在的未观察到的国家特定效应，并获得对未知形式的异方差性具有的参数估计(Blundell和Bond1998)。通常使用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Arellano和Bover1995；Blundell和Bond，1998)。然而，差分GMM可能会带来一些偏误(Blundell和Bond，1998)。如果因变量接近随机游走，那么因变量的滞后水平仅与该序列的一阶差分微弱相关，因此，只是弱工具变量(Roodman，2009)。而系统GMM估计基于因变量的静态限制(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对不同滞后期的被解释变量提出了一组新的工具变量。因此，它利用系统内的一组新工具变量，这些工具变量不能用于差分GMM估计，并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方程组。HansenJ-test探讨了协变量的滞后值是否是有效的工具。一阶和二阶自相关的Arellano-Bond检验检查差异误差项的第一和第二序列是否相关。验证了二阶的Arellano-Bond序列相关检验，并且它提供了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并且误差项不存在任何序列相关性。受限的汉森检验表明模型被正确指定，因此我们的模型是有效的。
GMM的结果证实了先前的回归结果，并支持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取决于制度质量。经济增长只能根据制度的水平来提高。如果该国的制度薄弱，我们预计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没有积极的溢出效应。相反，强有力的制度预计会给经济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但是，溢出效应的程度将取决于其他因素的存在，例如基础设施发展和东道国的金融部门。当单独考虑制度质量时，其系数为负。但在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与制度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项后，相互作用项的系数变为正数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证实了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
第六章:
第一，介绍结论和政策含义。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源禀赋因其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而受到政策和决策者的极大关注。然而，强势制度的影响对促进这种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首先考察了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五个东非国家的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使用了Kaufmann等(2005)提出的六个治理指标，用熵方法构建了一个制度质量的综合指标体系。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对东非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该结果与其他研究一致(Acemoglu和Robinson，2012；Barro，1996；Zhuang等，2010)。
第二，利用新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框架，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析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将2001-2015年的170个国家的统计数据纳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以进一步实证检验制度质量在资源诅咒效应中的调节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积极的溢出效应。因此，邻国特别是发展中地区，具有类似的增长模式和空间连接结构。这些结果表明，从空间经济的角度对资源诅咒现象进行实证检验至关重要。我们发现制度质量影响地方和邻近地区的经济，这种关系遵循U形模式。这些非线性影响的原因可能是前者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后者的示范效应。此外，资源禀赋缓和了制度质量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倒U型模式。这一特征是由投资扩张效应和钝化效应引起的。上述结论在使用不同的权重矩阵、改变时间间隔以及将样本划分为若干区域后依然稳健。
第三，我们利用固定效应和GMM模型，研究了39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样本中制度质量在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的调节作用。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表明FDI对东道国经济具有负面和显著的影响。当我们引入FDI与制度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时，结果显示出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而增强。我们应用了GMM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结果印证了前面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即制度质量增强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得出的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资源禀赋、外国直接投资、制度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各国需要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防治腐败、法治、政治稳定和财产权等治理指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些制度措施的力量有助于为经济活动的繁荣奠定环境。
本研究采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经济增长的结果表明，政策制定者想要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时，不仅应考虑特定经济领域的本地能力，还应考虑邻近经济领域的能力。此外，我们验证了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资源诅咒不是资源开发的必然结果，资源禀赋与制度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资源诅咒是否发生，这可能为资源诅咒与资源祝福共存的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因此，为了成功避免资源诅咒，我们不仅要善于利用资源，多样化发展经济，从而减少与自然资源的自相关，还要在合理的引入有效法规，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资源丰富产业的内在缺陷。
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基础设施发展以及该国制度的作用。因此，决策制定者和政策制定者不仅要考虑提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激励措施，还应该加强制度改革，促进外国投资的双赢。他们还应鼓励私营部门与外国投资者建立伙伴关系。这将有助于当地投资者获得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因此，旨在增强外国投资潜在收益的适当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应当维持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基础设施。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加强土地方面法律法规的审查，以通过跨国公司的转让定价来限制资本外逃。